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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己，培植党羽，把持朝政。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节度使哥舒翰与东北派节度使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内部矛盾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的均田制和府兵制被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宝元年（742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节度使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李林甫出任宰相时，为巩固权位，杜绝边将入相之路，称胡人忠勇无异心，淳朴单纯，建议玄宗用胡人为镇守边界的节度使，而且又放任他们拥兵自重。因此安禄山身为胡人等得以取得权力，东北城的鞠仁兵是安禄山部队中最骁勇劲捷的一支部队。而安禄山也因兼三大兵镇独掌十八万三千九百人的兵力而有叛唐的实力及野心。754年，安禄山奉命入长安，玄宗由是更信任安禄山《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七》：上尝谓力士：“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力士答曰：“边将拥兵太重，陛下将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又言“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就如李泌所说：“假如当初封赏给安禄山的不是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之官，而是给他百里之国，也就不会谋反了。”遗憾的是，玄宗不听高力士的言论、加之玄宗义子汉人名将王忠嗣忤逆于他。如此玄宗更崇信安禄山。王忠嗣因此出局，唐朝也就失去了制约安禄山的重要力量。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另一方面，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像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事件详细
藩镇崛起
随着唐太宗、唐高宗等在位期间屡次开疆拓土，先后平定辽东、东、西突厥、吐谷浑等地区，使唐朝成为一个国境极为辽阔的国家。同时，为了加强中央对边疆的控制、巩固边防和统理异族，唐玄宗于开元十年便于边地设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
等每以数州为一镇的节度使不单管理军事，而且因兼领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等职而兼管辖区内的行政、财政、人民户口、土地等大权，这就使得原来为一方之长的州刺史变为其部属。据《新唐书志第四十兵》言：“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节度使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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