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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成为天下第一名门，此双方皆有好处，为何不好？”
王笉淡淡道：“你们便都不关心华夷之别么？”
王辩笑道：“李并帅虽是沙陀人，却也是归化人，一样是唐民，何来华夷之别？”
王笉点了点头，不再说话。
王辩说的，其实正是此时汉族士人对沙陀人的看法。汉族士人群体对于沙陀“夷狄”建立的政权，从一开始就予以认同并积极参与。史称唐末“丧乱之后，衣冠多逃难汾、晋间”；“昔武皇之树霸基，庄宗之开帝业，皆旁求多士，用佐丕图。故数君子者，或以书檄敏才，或以缙绅旧族，咸登贵士”。都反映了这方面的消息。
到后唐、后晋、后汉王朝建立后，汉族士人更是积极投入到沙陀政权之中，组成蕃汉联合政权。汉族士人群体对沙陀政权认同并积极参与合作的态度，与他们对契丹政权所采取的“誓死守节，拒不仕‘夷’”；或“被迫仕‘夷’而心怀贰志”；或“采取隐居的形式，消极地不合作”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如后唐翰林学士张砺，陷辽之后，感到“生不如死”，想方设法南逃，“誓死守节，拒不仕‘夷’”；儒士张希崇，陷辽后得到重用，“渐加宠信”，但这种不薄的待遇却未能使之安心，最终寻找机会杀死契丹将军，率众南归后唐；儒士刘昫在陷契丹后，中途逃跑，匿上谷大宁山中，与躲在这里的儒士们“结庐共处”，后出山投后唐、依后晋；后晋翰林学士李浣，晋亡后归辽，被授予翰林学士、工部侍郎。然而他对这些都不感兴趣，决意南逃，以治病为名，“异服夜出”。被抓住后，两次自杀。等等。
同样是“夷狄”建立的政权，为什么汉族士人群体对沙陀政权和契丹政权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呢？
唐末五代汉族士人群体对沙陀政权和契丹政权采取不同的态度，首先与他们的国家观密切相关，而士人国家观的形成，又与唐朝的民族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唐前期的民族政策是什么样的呢？
同历代中原王朝一样，唐王朝也将周边的民族或国家通称为“四夷”或“夷狄”、“蕃夷”等等。但是，同样是“夷狄”，性质却有所不同。《唐律》将蕃夷划分为“化外人”和“化内人”两种，化外人，“谓声教之外四夷之人”，或“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显然他们不属于唐朝“国人”，是外国人；化内人，《唐律》没有解释，顾名思义，即“归化”或“归附”唐朝的周边各族，则应当属于唐国内的少数民族。唐朝对化内人，一般设羁縻府州进行管理。由于羁縻府州“叛服不常”，所以“化内”、“化外”往往是不很固定的，当其“臣服”之时，属于“化内人”；而当其“叛离”去后，便变成了“化外人”。
对于“化内人”，唐政府又根据其居住地点的不同，将他们区分为“在蕃”和“入附”两种。所谓“在蕃者”，即仍居住在原地者，随着他们的“归化”和羁縻府州的设置，这些地区也就纳入了唐朝的版图；“入附者”则是迁入唐朝境内者，唐一般设侨置羁縻府州进行管理。唐玄宗开元五年曾下诏：“今诸蕃归降，色类非一。在蕃者则汉官押领，入附者或边陲安置”。因此一般来说，唐王朝对于“在蕃者”的控制要松散一些，他们的“化外”色彩也就多一些；而对于“入附者”的控制则要严密一些，他们的汉化色彩也就更浓一些。
对于“入附者”，唐政府又根据其入附时间的长短而将他们区分为“熟户”（或称“旧户”）和“新降”。开元九年诏：“诸道军城，例管夷落。旧户久应淳熟，新降更伫绥怀。……熟户既是王人，章程须依国法”《唐六典》中也明确规定：“凡内附后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为蕃户也”。“内附后所生子”，当然也属于“旧户”、“熟户”，可见他们已经成为“章程须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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