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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一画如走龙蛇,如卷风雨;左手抓条湿毛巾,不时抹掉脸上、身上的汗水。她脚下是两桶凉水,防蚊叮、驱炎热。她每夜抄完一章,第二天一早寄还给我。在那段日子里,她每天顶多睡四五个小时。
我收到她修改、抄正的最后一章,恰如看见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人造卫星发射上天,心潮激荡难平,身颤颤,手颤颤,信封怎么也撕不开。与会青年作家安敏见了,一手接过,启开,不仅抽出厚厚的一叠稿件和复信,还带出一根亮闪闪的针,一卷黑油油的线,一颗硬邦邦的钉。安敏不解地打量这些小玩意。我内心明白她寄这些东西的用途。平时在家,她每抄完一篇稿件,就要亲手装订得整整齐齐。她说男人的手粗,装订出来歪歪斜斜,编辑部见了会皱眉头,影响对作品的看法。此次,她在洞庭湖畔,我在南岳山庄,远隔数百里,没法,只得让我自己装订。她寄来这针,这线,这钉子,就是装订稿件用的。顿时,安敏比我还激动,噙着泪花,连声说:“有这么好的妻子,难得!你一定要成功。你一定会成功。”
好多作家愿意写稿,不愿抄稿。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抄比写更吃亏。《欢笑的碧莲河》从成稿到发表,到出书,小改无数次.大改七八遍。她从头至尾,一字不漏地抄写了三遍,加起来共三十多万字,握笔的指头磨起了米粒厚一层茧。
那日,她收到我的责任编辑刘霄老师寄来的样书20册,兴冲冲送进我的书房,我正欲抓住她的手,说句感谢的话,她一转身,急匆匆走了。我手捧样书,想起那些难熬的日日夜夜,想起今后要走的路,我激动难捺,平时不抽烟的我,此时点然一支,在房里踱来踱去。忽听前面响起“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我好惊诧。这时,她带着儿子走进来,连声向我表示祝贺。她不像平日那样节俭,一下燃放了四挂鞭炮。作品发表,出书,都只署有我的名字,荣耀的是我,风光的是我,她吃尽苦头,饱尝了辛酸,却默默无闻。
我和她讨论、研究作品,也并非绝对的一致,争得面红耳赤是常有的事。这都是因为我暴躁,我冲动。每遇这种时候,她就采取冷处理的办法,等我冲动过后,再细声细语地说服我,最后取得一致的意见。
一篇作品,改的次数多了,往往会产生一种厌烦情绪,宁可扔掉,也不愿再改。1981年春天,我写了散文《鳖园,绿了》,投出去,退回来。我又改,我又投,几投几退,一颗心凉了半边。我怒气冲冲地要把它烧掉。她一把夺过,鼓励我再下工夫修改。我不听,像一头发怒的狮子。她明亮的眸子一转,突然将稿子扔到我面前,一反往常的温柔,大声对我说:“这点耐心都没有,算什么男子汉?有什么作为,烧吧,烧了我还省得再抄。”经她这一激将,我又鼓起勇气再改,终于有了新的突破。四千字,她一夜抄正,寄给《儿童时代》,老编辑苏玉孚慧眼识珠,安排在1982年《儿童时代》第7期头条位置上登载。
不经一番风霜苦,哪得寒梅放清香。这是哲人总结出来的哲理,但生活中却有许许多多的相反的情形。1983年我创作了长篇小说《洞庭丽人》,她每晚抄三千字,连续作战,毫不松懈,国庆放假,人们都休息去了,她将儿子送到乡下爷爷奶奶家,自己闭门不出,每天抄写十个小时。作品抄完,她的手臂肿得通红,无法抬起。这样一部凝聚着我俩共同心血,并且自认为十分满意的作品,至今却未找到发表园地。这仅是我们失败中的一例。
第二章突然袭击,保温瓶里藏秘密
没有迎亲的车队,没有满房的家具,也没有大红的喜字,我们结婚是常人难以想像的简单。在汉寿县委会一间简陋陈旧的木板房里,仅有一张简易木板床、一张三屉桌和一个摇摇晃晃的洗脸架,还是我参加工作时从单位领到的。我俩用的、穿的,和平时没有两样。当时,我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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