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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句子，有时甚至只有一两个字，但对整篇文章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我有部中篇刑侦小说的题目原为《追向莫斯科》，他给我改为《在国际列车上》。我觉得改后的题目与小说内容更贴切。我另一篇小说的题目叫做《澳门第一案》，他建议改为《侦破澳门第一案》。这一改增强了动感效果和活力，更能吸引读者的眼球。我在电话中当即表示同意。类似的修改，举不胜举。也有个别时候，我不同意他的修改，坚持我的己见，他并不见怪，只要我能说服他，他会完全尊重我的意见。这令我十分感动。我觉得他尊重的不是一篇文章，不是一条意见，尊重的是我的人格，是我的劳动成果，更是尊重了知识产权和《著作权法》。当今文坛，有他这种编辑风格的编辑，百里难挑。
收到刊发作品的样刊和稿酬，是作者最惬意的时刻。看到自己的辛勤汗水变成印刷品，换来报酬，得到社会的认可，写作中所受的一切困苦都变得清甜。我想普天下的作者，都会与我感同身受。袁启生完全掌握了作者的这种心理，真诚地给作者一个快乐和喜悦。每当《清远治安》出版，他都是及时地将刊有我的作品的样刊和稿酬同步寄出。有时甚至稿酬还比样刊先到。这对于我来说，每笔速到的稿酬，如同一场及时雨，洒进正迫切需要浇灌的田地。我记得2000年12月11日，我那年近八旬的母亲因患感冒引发重症，我和妻子于凌晨3时从长沙赶回汉寿县老家，送母亲进县人民医院治疗，一次交了数千元的住院费，但院方说还不够，还要交数千元。我们夫妇又于当天返回长沙，拟再筹集母亲住院治疗的费用。小车行驶至湘江二大桥桥头时，天已煞黑，街上夜灯闪烁。忽听车后一声响，小车猛烈的颤抖了一下。司机赶紧停车。我下车查看，是一辆吉普车碰了我们的小车，所幸无大碍。但对我的心情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我按捺住满腔怒火，欲通知交通警察对吉普车司机做出处罚。此时，我的手机突然响起，一看显示号码，就知道是袁启生打来的。他告诉我：载有我的中篇刑侦小说《在国际列车上》的《清远治安》两本样刊今天投邮，稿酬提前一周寄出，估计要到了，要我注意查收。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接着，他又关心地询问我父母亲、我岳父岳母的身体状况。我为了不让他操心，我隐瞒了母亲患病住院的情况。接完袁启生的电话，我的心情与脸色渐渐发生变化，如同路边闪烁的霓虹灯，有了丰富的颜色。我想：袁启生做人做事总是处处为他人着想，我为什么就不能像他那样善待他人呢？我一挥手，放走了吉普车。
袁启生总是在关键时刻给我送来福音，送来吉祥，送来平安。我与他书信、电话频频往来，神交近十年，未曾谋面，但他在我脑海里却有着完整而又固定的形象。他那朗朗的笑声，总使我想起如来佛的脸膛，他那关心的问候，总使我想起观世音的眼睛。
袁启生如此尊重作者，如此尊重作品，除了因为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兼编辑家，出于职业的本能，充分理解作者的艰辛劳动之外，关键在于他那高尚的人品、人格和作风。据我从媒体和各方面获得的信息所知，袁启生是个历经磨难，痴心不改，风吹黄沙始成金的人。他出生粤赣相邻的山区，不满5岁父亲就去世。他只读了三年书。为迎接全国解放，他16岁就参加了地方武工队。1950年他被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海军，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转业到地方后，交替担任公安、文化部门的领导，而且主动放弃广州的工作，来到清远，投身山城的建设。他无论担任公安部门，还是担任文化部门领导，都多次遇险，但都化险为夷。他经历了八次车祸，最严重的一次摔断了腰骨。他都顽强地挺过来了。他不恋权位，只恋知识，他50岁考上北京鲁迅文学院高级作家研究班，埋头苦读三年，文凭、作品双丰收。他联络的作家，培养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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