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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再回想，冯过非常后悔自己没有在第一时间告知甘家涉及常平仓隐患一事，导致后面不可收拾。但由再后面往前推，只能唱一句“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谁也逃不离”。而且，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经此劫难，甘家固然因而没落哀败，却也正好就此卧薪尝胆从头再来。
事发在清明后，忽有一日，大定绣衣卫围了罗桥甘家，枷走当家人甘炳炎及成年男丁百多名，女眷悉数就地看守不得外出。
再一日，传出甘家串联提举常平司中的干办公事低价倒卖常平仓官粮，致使仓粮十不存一，现关押有司待审……
这……甘家有必要玩这么大么？
其实吧，这事说大也大说小也小。倒卖走私、投机倒把，原是商人最擅长的把戏，若没有这种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灰色收入，那些个巨贾豪商如何发家？譬如海商。
秦楚时实施海禁，禁止百姓私自出海贸易，严令“片甲不许下海”，把出海的人看成是“无君无父之辈”和“化外之民”。
其时，倭国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伐。在战争中失败了的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浪人（即倭寇）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掠骚扰。对此，秦景佑年间，皇帝楚元章为防沿海军阀余党的海盗滋扰，下令实施海禁政策。
早期海禁的主要对象是商业（商禁），禁止中国人赴海外经商，也限制外国商人到中国进行贸易（进贡除外）。秦永和年间，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是放开的只是朝贡贸易，民间私人仍然不准出海。而后随着倭寇之患，海禁政策愈加严格。
太祖常威建大定王朝，允许民间赴海外通商，是为“洪武开禁”。但太宗时期海禁政策再强化，仁宗嘉靖年间的海禁政策高度强化，反复不定。
“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大定政府对参与买卖外国商品的居民也不放过，“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现有者限以三月销尽。”
太宗皇帝原本期望海禁政策对海防的巩固能起到决定性作用。然而，由于海禁政策所实施的直接对象是臣民而不是海上反定势力，这不仅不能成为海防的有效手段，甚至在沿海地区激化了一些矛盾。沿海地区人民依海而生，靠海而活，或从事渔业生产，或从事海上贸易。“严交通外藩之禁”，堵绝了沿海地区人民的正常谋生之路。除起来进行斗争之外，沿海人民已经没有其他选择，是以，方有“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集亡命”、“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此外，滨海地区的居民还采取了另外一种斗争的手段，逃亡、潜往海外。
海禁一开始就得不到切实的贯彻，反复发布的海禁令，也说明了这一点。还有一些人干脆参加了民间的对外贸易活动。缘（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诱蛮夷为盗，东南诸岛夷多我逃人佐寇。
在严厉海禁的政策下，民间私人海外贸易被视为非法行经，被迫走上畸形发展的道路，即被迫转入走私和武装走私，并出现了一些大的海上武装走私集团。如前文提及的汪直便是众多走私集团的公认首领，三十六岛之夷，皆听指挥，拥众数十万，先称“靖海王”，后称“徽王”，甚至“南面称孤”。
大定对这些武装走私集团进行军事打击，走私集团则团结起来并连结利用倭寇进行对抗，从而造成四十多年间旷日持久的所谓“倭寇之乱”。倭寇之乱实际上是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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