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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部的土司制度进行了大规模的土流并治、改土归流改革，拓宽了国土的农耕面积。据《明史》七十七卷载：永乐初，更定屯守之数“临边险要处、地僻处、输粮艰难处、屯百名兵民者，委以百户；屯兵三百名者，委以千户；五百名以上者，委以指挥提督之”。垦荒屯田“永不起科”，这是破格地最大优惠地鼓励在和平环境下，兵无战事而转向西南当地屯田垦荒。只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屯田、垦荒者，在政治上、经济上均得到特级的照顾和优惠。于是出现了军屯于田、民乐于业的欣欣向荣、安居乐业、繁荣昌盛的景象。这个时期，西南的发展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明代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开创了33年的繁盛局面，是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盛世之一。永乐皇帝在位期间，郑和下西洋远播中华文明，大型丛书《永乐大典》的编纂则空前系统地梳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洪熙、宣德皇帝采取休养生息的治国之策，吏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在这段明王朝的鼎盛时期，强大的国力、繁荣的经济、复兴的文化都透过遗存的文物闪耀出璀璨的光辉。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瓷器、漆器、金属器等各门类工艺美术创作取得的非凡成就，恰恰印证着明代工商业发展带来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