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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卓然而有见。事物虽众，此其得之浅者，不过如枯木死灰而止耳；得之深者，纵横妙用，肆而不约，安知所谓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无所底止，犹自谓其有得，岂不可哀也哉？”
“必有衣焉以衣之，则衣非外物也；必有食焉以食之，则食非外物也；衣食足矣，然而不可以露处也，必有室庐以居之，则室庐非外物也。……若是者，皆非外物也，有一不具，则人道为有阙，是举吾身而弃之也”
“好色，人心之所同，达之于民无怨旷，则强勉行道以达其同心，而好色必不至于溺，而非道之害也；好货，人心之所同，而达之于民无冻馁，则强勉行道以达其同心，而好货必不至于陷，而非道之害也。”
………………
说的好，说的妙，说的呱呱叫。
所谓“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与其夸夸其谈，莫如实事功利。
在冯过看来，在这个庞然而坚固的儒家思想（道学、理学）原则指导下，寡妇被迫活活饿死也不许改嫁。音乐、戏剧、绘画，一律称为坏人心术的毒品，逐渐被轻视。作诗也属于堕落行为，因为不专心便作不好，专心则没时间思考道德和忠君的大事了。其他文学作品，如小说、散文之类，看一眼都是罪过。只有低贱的人才去从事体力劳动。圣人和准圣人系统的道学家，则必须全神贯注道德和道德基础上的“治国”“平天下”。人们连走路都要有一定姿态，奔跑和急促的步子，都是轻浮下贱。服从传统权威，崇拜古人古事，崇拜祖先，都是最高贵的善。任何改变和抗拒的念头，都是邪恶，必须在念头一起时就予以克制。这就是当时大多数士大夫的意识形态。其本质是“无为之学”，害国、害社会，害人不浅。
陈亮反对这种意识形态，提倡“事功”之学。他感情激昂，风格豪放。他不管儒家那一套拘束，琴、棋、书、画样样都爱。题诗、填词、作对、舞剑、着文件件皆能。
他认为应该“广通博洽”，无论儒家经典，还是各种史书，抑或诸类兵家、山川形势，官民商农等知识，以至农圃园圃，凡符合经世致用的，皆应成为教育内容。陈亮也重视讲习儒经，但他不热衷于文字考据，而是在深刻领会“五经之大旨”的基础上，面向现实，切于实事，更好地为国家、为社会建功立业。
冯过非常认可陈亮提出的“学以致用”、“勇于创新”、“因人施教”、“师生讲论”等方式，以及他抛弃理学的那种静坐读书、涵养心性、“存天理灭人欲”的内求方法。
事实上，便连费宏也叹道：“才太高、论太锐、迹太露，陈同甫学已行到江西，可畏！可畏！”
但这事功学说恰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尚未“早有蜻蜓立上头”，只在浙东颇具影响，无法与理学、心学抗衡。即便有人认同支持，却不敢摆在明面，毕竟在理学当道的大定，你想特立独行，就得作好“一事无成”的心理准备，这不恰恰有悖于“事功”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要想有所作为，还得积蓄一定的实力才切实可行。
冯过便作此想。
他打心底为陈亮点赞，却不会公然支持，何以？一是年龄太小，理应多听多看少说，沉默是金啊，可不能胡言乱语；更何况他本身就刻上了心学的烙印，若是转投其它学派，正是犯了士林大忌，自掘坟墓罢了。
但不管怎样，事功，方是救国之道。
至于本次鹅湖文会，在他看来，陈龙川方是最大的亮点，既有慷慨激昂的事功学说的阐述及对理学的铁血抨击，又与辛弃疾再三唱和，可封文会风云榜第一人。
是的，辛陈唱和并非只有文会那两阙《贺新郎》。
文会结束后，直觉告诉冯过，此事仍有后续。为此，他假借辛弃疾之名告诉负责刊印此次鹅湖文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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