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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势力依然很雄厚，剧烈的土地兼并就不可免，到中叶均田制和府兵制都被破坏，农民流离失所，中央只好改行两税法和募兵制。募兵制募出了许多拥兵自重、不服中央管制的军阀，形成了藩镇割剧的局面。
毁天灭地的农民大起义，毁灭性扫荡了门阀贵族这个腐朽势力，使之永久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却无法消灭藩镇这个新怪物。而在李曜这个后人看来，藩镇不解决，唐宋之交的政治升级就无法完成。不过幸好，正是在五代十国这个特殊时代，中国虽然付出了华北几乎被毁的代价，却也基本解决了藩镇这个前进障碍，所以才能在宋代迎来一个新的繁荣期。此时的上层组织，世袭的衣冠权阀消失了，贵族政治为文官政治取代，凭科举上位的“形势户”——来自地主阶层的儒生成为执政的主导力量。军事上藩镇军阀被具有儒家信仰的将领所取代，从此根基稳固，再未发现过贵族化倾向的倒退。
李曜现在急着要做的，一是以推崇新儒家思想的新儒生取代过去的门阀贵族，二是以同样认同新儒家思想的将领来取代藩镇，从而彻底完成“由思想到行动”的国家上层结构变化。
在经济领域，历史上中晚唐以来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在宋代达到空前高峰，而封建进程也从魏晋隋唐以来的庄园农奴制阶段，过渡到宋代的租佃制占主导地位的新阶段。构成生产力基本要素的农民，在身份上和人身自由上都获得了提高，生产的积极性极大释放出来。从此宋元明清，甚至直到解放前，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这个阶段，因此被史学家誉为“近世”。
在这一时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被长期战乱严重破坏的黄河流域的生产力获得了全面恢复，欣欣向荣的长江流域又成为一个新兴的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宋代的繁荣比此前任何一个朝代更加进步和全面，社会也变得更为人性化、多元化。工商业和服务业发达的程度惊人，甚至出现了原始工业化和资本主义萌芽。难怪陈寅恪曾感叹“唐近古，宋近今”。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也曾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说到“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
五代十国这个乱世，为这一伟大进程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五代十国虽被后世目为混乱黑暗的“季世”，但它不同于东汉末和晋代的大分裂，不但没有倒退，反而是朝进步的方向前进。在这个时期，旧的政治阶层被消灭，新的因素在壮大，每个短命小王朝多不再以门第取才，态度务实，唯贤是举，社会和政治结构都在排除着旧的、腐朽的因素。正如著名学者邓小南所说，这是“一个破坏，杂糅与整合的时期。”是一个为治世做准备、由坏向好的过渡时期。
“五代”和“十国”还不自觉的形成了一种合理的历史分工：五代着重于解决藩镇问题，恢复强大的中央集权，推动政治转型。十国则保住了中唐以来南方的经济成果。到宋初，这场变革所需的政治、经济上的两个条件都已俱备，才会造就新的辉煌。所以五代的贡献是组织结构上的，是制度上的，是骨架，是灵魂。十国的贡献则是物质上的，是生产力，是血和肉。
因为历史上也正因如此，北方为五代的政治升级，付出了惨重代价。而十国则和平富庶得多。五代个个是军人政府，“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皇帝沦为傀儡，藩镇统帅自己也常是骄兵们的玩物。更有弟夺兄位、子弄父权，至于宦官干政、外戚揽权、伶人恃宠等封建政治所有的丑陋现像在五代都淋漓尽致的上演着，可谓“五毒俱全。藩镇之间也是互相撕咬，“势均者交斗，力败者先亡”。仅在中原地区，短短五十三年间改朝换代多达六次，前后变更八姓十三君，至于下层生灵涂炭的程度可想而知。以至五代结束时，中原人口最稠密的汴京及周边数千里之地，没有荒芜的土地，仅仅十之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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