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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德二年对周政权来说亦喜亦忧。喜的是国力增长迅速，农业、商业不仅恢复到了旧时候汉高祖当政时的水平，甚至还略有增加。虽经高平之战、晋阳之战后，周的实力也未有减退。忧的是征伐北汉仅以小胜收场，这还是粉饰后的结果，其实真实情况是损兵折将。
西线由圣人亲征，率大军主力围困晋阳，但久未攻克，加上多日连绵梅雨，导致军中患病者众多。北线由符彦卿率步、骑兵万余人，加上李筠、张永德的三千援军欲拒契丹军于忻口，却先折损先锋大将史彦超。李筠虽率军斩杀契丹军两千余人，但中伏致手下三千余将士殒命，最后只身逃回忻州。之后勉力固守未成，又退回晋阳。
加上后勤保障不力，一度出现了粮草供应困难的情况。为了筹措粮草，一些将领默许部下效仿契丹军对百姓“打草谷”，引发了晋地周边地区百姓的怨恨。圣人无奈，只好一边严格要求各军不得侵扰百姓，一边以入官拜爵来募求百姓献出粟谷，还发动潞州、晋州、绛州等地征用百姓运粮以解决缺粮问题。
此次征伐发动了大半禁军战力，使用了最具威力军器，从怀、孟、西及蒲、陕等多地征发民夫壮丁几万人，却未能攻破北汉都城，最终为避免两线作战而投鼠忌器，只能撤退。尽管兵临城下让北汉政权吓破了胆，从此北线宁谧，仍然不能说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征伐。
因为此次北伐是违背朝中“众议”的行动，是圣人独断的决定，因此既是军事上的重大失策，也是对军队士气的严重打击，更是对圣人决断的质疑。此后，周圣人郭老大就开始有了独裁倾向，百官也逐渐失去了其参政议政的作用，成为了奉行圣人诏命的办事员。
“攘外必先安内”之策在华夏历史上曾多次出现，每次施行都会引发极为重大的形势变革。其最早是由春秋时齐国士大夫提出，齐桓公采纳此策统一国内意见，成就了春秋霸业。西汉时宰相晁错在应对抵御匈奴侵边问题时也提出此策，他力主削藩却引发了七国之乱，最终身死背锅。宋、明两朝类似谏言也有权贵提出过，宋时导致中原沦陷于金国蹄铁之下，宋政权不得不一再迁都；明朝则被清所亡，末帝崇祯在煤山自缢。
直至后世的抗战时期，伪政府“攘外必先安内”仍被政客们在面临外部危机时极力推崇并采纳。权力阶层只重自身利益却丝毫不顾及国家和民族危难，造成了窝里斗和消极抗战的危局，分散和削弱了国家抗战力量，导致大片国土丢失，人民深陷苦难。
从这点上看来，似乎这一并不成功的策略竟然贯穿了三千年中汉民族统治的大部分朝代，成为消除外部威胁时必选的潜在条件。这一点上，历史给予的经验和教训确实值得华夏民族的每一个人去深思和借鉴，只有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对外，才能“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
周居于中原核心之地，面对北汉的惦念和南唐的觊觎，以及辽国的威胁，朝堂上类也有类似的“安内”声音发出，主要是一些门阀士族提出，矛头当然是直指节度使和新贵阶层。表面上看此举是为朝廷一致对外奔走倡议，实质上是保守和新贵两个势力在权利上的争夺。再深想一些便不难察觉，其实这也是对新贵所倚仗的皇权的点醒，是共治天下和阻止皇帝进一步中央集权的要求体现。
事实上，郭老大想要强大周朝国力、军力，实现统一中原的决心，实现中央集权是避无可避的前提选择，在这一点上武进与郭老大的观点基本一致。但对于如何实现中央集权办法还是有一些不同，武进也曾多次建议采取步步推进的办法，郭老大却是铁了心要快刀斩乱麻，尽快取得效果。
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如果在已经具备成熟条件或体现在一些特定的事情上也不算什么，但毕竟前朝只经历了四年，先帝又是在军变的基础上夺权，几十年的乱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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