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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羅廷恰巧不在。蘇聯顧問皆被軟禁。再用「整理黨務案」把鮑羅廷架空。
共產黨人也在「整理黨務案」後被迫退出國民黨中央和第一軍。中山艦事件後共產黨員退出第一軍和蘇聯總顧問季山嘉被驅逐，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說是陳獨秀對蔣讓步的「妥協政策」的惡果，但真相是事件發生後，當時正在廣州的聯共政治局使團長布勃諾夫在鮑羅廷的協助下親自處理，妥協讓步政策是他們強加給陳獨秀的。布勃諾夫事後講了6條理由，第一條就是怕「嚇跑大資產階級」，否則中共「無論如何不能現在承擔直接領導國民革命這種完全力所不及的任務」。事後報告處理「三二〇」中山艦事件的報告中，布勃諾夫甚至認為中共只要做「保證這場革命徹底勝利」的苦力，不要去爭領導權，否則「任何過火行為都會嚇跑大資產階級」，「造成廣州政府的危機。最終加劇國民革命失敗」。
布勃諾夫的高參，當然就是鮑羅廷。
布勃諾夫回國經過上海時，把他的態度告訴了陳獨秀。陳獨秀對事變情況一無所知，匆忙表態，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指令，認為蔣受右派挑撥中，「行動是極其錯誤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簡單的懲罰蔣的辦法來解決」；應該「將他從陷入的深淵中拔出來」。
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中央和第一軍，竟然成了幫助蔣「從深淵中拔出來」。
蔣介石的回報只是趕走吳鐵城、孫科、伍朝樞等人，雖然這是蔣追求個人獨裁所需要的，鮑羅廷卻在1926年5月30日寫給加拉罕的信中，十分得意地說這樣的交換「使右派蒙受了比共產黨人更大的損失……從右派手裡奪走了他們用來反對我們的武器」。
蔣介石打擊的三方之中，只有汪精衛對「三二〇」中山艦事件保持著明白和清醒。
汪精衛後來回憶：「3月20日之事。事前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委員會絲毫沒有知道。我那時是政治委員會主席，我的責任應該怎樣？3月20日，廣州戒嚴，軍事委員會並沒有知道。我是軍事委員會主席，我的責任應該怎樣？」
他斥責蔣介石的行動是「造反」。
但斥責完之後，他也只有閉門謝客，悄然隱藏起來，怎樣也不怎樣。
4月初，汪精衛以就醫為名，由廣州而香港，由香港而馬賽，遠走高飛。
蔣介石就是指汪精衛與中共串通，想用中山艦劫他去海參崴，所以發動「三二〇」事變。汪精衛倒不用蔣介石劫他，自己老老實實就上了遠走他鄉的外輪。
自此，沒有人能夠阻擋他攫取國民黨的軍政大權了。
革命鬥爭並不排除充分利用矛盾、施展縱橫捭闔之術，但這一切必須建立在依靠和壯大自己力量的基礎上，鮑羅廷恰恰丟掉了這一點。中山艦事件再次成為鮑羅廷與蔣介石的權力交易。通過這次交易，表面上鮑、蔣二人之間的信任達到了別人無法代替的程度。蔣在北伐前夕談到後方留守時，提到兩個人可以託付，除了張靜江，就是鮑羅廷，稱鮑羅廷是「自總理去世以來我們還沒有這樣一個偉大的政治活動家」。
但這位偉大的政治活動家已經開始預感到情況有些不妙了。
1926年8月9日在廣州與共產國際遠東局委員會會晤時，鮑羅廷說出了他規劃的「讓蔣自然滅亡」的策略：當時除第一軍軍官主要是黃埔軍校畢業生之外，其他各軍的軍官主要是保定軍校畢業生，而蔣與「保定派」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在北伐勝利推進的過程中，「保定派」必定壓倒蔣介石，「加速他在政治上的滅亡」。
這時共產國際遠東局已經不信任這位權謀大師了。主持遠東局工作的維經斯基是列寧派到中國的第一個使者，1920年3月就來華與中國革命者發生關係。1926年9月12日，維經斯基在上海向聯共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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