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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也派出中央特科情報科長潘漢年，協助佐爾格開展營救工作。營救計劃由佐爾格和潘漢年共同制訂。當時上海的英國、法國和日本巡捕已經開始跟蹤佐爾格。但他鎮靜自若、毫不畏懼；一面不動聲色繼續寫他的農業問題文章，一面與潘漢年一道，從公開和秘密兩個渠道展開營救工作。
公開渠道由宋慶齡、史沫特萊、斯諾、伊羅生等人出面活動，要求釋放牛蘭夫婦。秘密渠道則是從租界和國民黨內部打開缺口。潘漢年告訴佐爾格，國民黨辦案人員有收受賄賂的習慣。1929年9月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任弼時在上海被捕，中央特科得悉後用現洋買通公共租界探長，再高價請律師辯護，多管齊下，使任弼時安然獲釋；惲代英被捕也是同樣，已經打通了各種關節，如果不是最後顧順章叛變指認，惲代英已經出獄。
佐爾格得知此訊後，急電莫斯科，要求立即派專人送兩萬美元到上海，用於打通關節，完成營救。
蘇軍總參謀部馬上採取行動。送款路線跨越西伯利亞後，要穿過中國東北。當時「九一八」事變已經發生，該地區全部被日本人控制。考慮到德國與日本關係不錯，於是蘇軍總參謀部決定選派德共黨員執行這項使命。為保險起見選用兩人，每人各攜帶兩萬美元，分別走不同的路線。兩人都不知道還有另外一人在完成與自己完全相同的任務。
最後，兩位送錢的德共黨員都完成了這項頗具風險的任務，先後穿越中國東北抵達上海，將錢送到了佐爾格手裡。
兩人都是具有十年以上黨齡的德共黨員。一個叫赫爾曼·西伯勒爾，晚年撰寫文章時還激動地回憶安全到達上海後，和佐爾格擁抱的興奮情景。
另一個叫奧托·布勞恩。晚年寫文章卻板起面孔，一個字也不提當年的秘密使命，也一個字不提佐爾格。只是含糊地說「1930年，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人員諾倫斯·魯格被捕，他辦公室里的許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當時對腐化的中國法官進行了賄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處決」；不但說錯了被捕時間和人數，而且對自己與此事件的關係守口如瓶。
奧托，布勞恩就是那個後來被稱為「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
他比佐爾格小4歲，卻比佐爾格早一年加入德國共產黨。奧托·布勞恩出生在德國慕尼黑，是工人起義中的積極分子，曾經為「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英勇戰鬥。此期間他兩次被捕，第二次被捕後越獄成功，逃往蘇聯。1929年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當共產國際的信使約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國警方發現牛蘭夫婦的地址時，奧托·布勞恩還是一名學員，在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內規規矩矩地聽課。其後對他來說便都是閃電式的了。剛剛畢業就分配到蘇軍總參謀部；剛剛分配到蘇軍總參謀部就被派遣來華。
奧托·布勞恩與理察·佐爾格同一系統。區別僅為後者已是蘇軍總參謀部內擔負重大使命的情報工作者了，前者還是個剛剛報到的送款員，擔任交通員一類的角色，到上海後便自然受佐爾格領導。
給佐爾格送款，是奧托·布勞恩在蘇軍總參謀部領受的第一個任務，也是最後一個。沒有人想到這位交通員一去不歸，在中國做起了「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
其之來華，並非自己所述，受共產國際指派。
從20年代中期起，共產國際就對中國革命給予了極大的重視。先後有不少著名人物被派來中國，指導革命。
維經斯基來華，在「南陳北李」之間穿針引線，推動了中國共產主義小組的建立。
馬林參加了中共一大，並在會場出現意外情況後，首先提出轉移，以其豐富的地下鬥爭經驗，避免了中共在成立初期便可能遭受的一次重大損失。馬林還是國共合作的主要倡導者。與他接觸過的人，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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