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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于可远斩钉截铁地回道。
张居正道：“不妨一讲。”
于可远道：
“海若有言，意见不合，不过仁者见仁，知者见知，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学生以为，天下正理不容有二。若明此理，天地不能异此。海若之错一。”
“陆公指朱子错有三，海若首讲并不提及。其一，陆公指责朱子推及‘有生于无’的观点，离开了儒家思想传统。其二，认为理为‘实理’，‘存心’即是明理，‘一意实学，不事空言，然后可以谓之讲明’，指出朱子从事‘口耳之学’，是‘自为支离之说以自萦缠’。海若既为陆公为言，何不言明此理，即注重体验，注重实行，而不依文字而立？海若言实用与理论，却忽略陆公对朱子‘理’的阐明。其三，陆公以为，朱子以理为外，脱离海若之错二。‘实事’、‘实德’、‘实行’，因此重言辞，‘尚智巧’，流弊在于‘文貌日胜，事实湮于意见，典训芜于辨说，揣量模写之工，依仿假借之似。’，既如此，海若言理论之错，却不言言辞与巧智之错，辩解尚浅。海若之错二。”
“朱子以读书为总枢纽，陆公以义利之辨为总枢纽，朱陆言‘理’，同以伦理为核心，然思想逻辑全然不同。朱子以理为本，意寻万物之后决定万物的终极本质，即‘无极’。陆公把‘义利之辨’的价值转化放在首位，把读书放在次要位置，二者之所以有异，皆因考虑的角度不同。陆公从他从处时代的官场腐败，到科举弊病，认为当务之急是救治人心，转变人的立场。陆公以为，多懂得道理并不能改变人的思想，因为知识的背后，有决定人知识方向的东西，这就是‘志’，即人的根本。海若为陆公言，该言这些，而非道理和实用之辩，此为海若之错三。”
连指出汤显祖的三个错处。在场所有学子都懵住了。
他们本以为汤显祖的首论已经足够精彩，但听到于可远的首论，他们显然受益更多。因此，汤显祖是以点搏点，只讲出朱熹和陆九渊分歧中的一个小点，且仅停在这个小点上，并未往上发散，虽然如此做不至于落下玷污圣贤的名声，也足够让寻常的学子满意，但在先生们和张居正看来，就显得极一般了。
他并非不懂于可远说的这些，只是不敢说。
如今，于可远借助驳斥他的错处和不足，不仅将朱熹和陆九渊之间的分歧点全部讲明，甚至还进一步阐述了二人分歧的背景和原因，且字里行间，虽没有驳斥朱子之言，却风过无痕地肯定了陆公之言，也算是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几位先生都沉默了。
但张居正显然来了兴致，从座位上坐直，问道：“你说陆公之言，有特殊的时代背景，是为特殊的时局而做。那你以为，陆公这番言论，对如今的国朝，是否适用呢？”
这问题可不好回答。
陆公针砭时政，若于可远认为对国朝仍然适用，就等于在针砭国朝的官场腐败和科举弊端，虽然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公然宣讲出来，未免有些不知死活。
于可远沉吟了好一会，他在权衡得失。
不顺着张居正的话回，显然可以规避错处，但这样做，与汤显祖有何不同？顺着张居正，就得考虑，以他如今的背景，能否扛得住将来某些敌人的攻讦。
能做他后台的，无疑是胡宗宪和王正宪。
有可能攻讦自己的，也大抵是山东官场的那群人。
虽然也能得到张居正的赏识，但距离他真正起势的嘉靖四十三年，还有三年时间，恐怕不能帮上自己太多。
高邦媛也很紧张，却仍是小声道：“如果实在纠结，难以权衡利弊，就顺着自己本心来。”
于可远神情一晃，望向高邦媛，心绪渐渐朗清了，点点头，望向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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