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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冲破循环状态提供任何可能。农民起义的目的,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进行调整和维护那样的制度。它是一次大修,是一次保养,是一次升级,而不是一次革命和创新。农民起义只是专制主义释放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农民起义如同越狱,而每一次越狱之后新建起来的牢狱,就设计得更为科学合理,抗爆性更强。农民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是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上的进一步退化。
农民是最为安分的一个群体,他们知识较少,生活安定而少变化。因此,不到万不得已之时,他们是不会起来反叛的。何为万不得已之时?是为其生存都保障不了之时。因此,农民起义中的大部分人,是为了生存而战。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的补给方式是掠夺,他们的作战方式是流窜,他们很容易被招抚。他们缺乏知识,亦缺乏儒家之类可作为政治蓝图的东西,于是往往没有一个坚定的政治纲领和指导战略。这些局限性使他们难以真正发展壮大,即便壮大起来,仍然可能如无头苍蝇,难觅方向。他们携带着农民的习性,重视实利,而非长远利益,亦难有高尚情怀,难免充满自私自利的气息。这一切都阻止了他们的发展壮大,使其难以走向成功。
农民起义势力在治理地方乃至治理天下中也处于劣势。刘邦当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他善用人才,处理的相对比较好。而其他的农民起义领袖,则多不善于此。
而且,农民起义的破坏性巨大,对文明的进步往往有阻滞作用。在打天下过程中,农民起义破坏性大,这缘于他们的动机——求生存,求财富。特别在起义初期,他们为生存不择手段,掠夺是常事,肆意杀戮也不罕见。这些都对社会经济与文化造成巨大破坏。而当其得到领地建立政权乃至统一天下之后,往往仍不能引领文明的进步。为何呢?其领导阶层多出于平民阶层,甚至是最为穷苦的民众,由于客观原因,他们往往缺乏知识,并且对士大夫阶层多持仇视轻蔑态度。而千年中华文明的主要传承者和引领者正是士大夫阶层。农民起义者执政后,往往不能真正尊重士大夫,对经济文化的发展多有禁锢举措。
这些都是那个时空的后人所总结的,大致反应了历史上农民起义的成败得失,可谓是一语中的。
说到底还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如方腊、宋江、张迪之流,打着“均贫富”、“替天行道”之幌子,实则只为牟取个人利益,比之腐败朝廷、贪官污吏更为可恶。
尤其是那张迪,“河北田虎”,果然是人如其名,何止是劣迹斑斑,简直是为祸一方、作恶多端的霸王,平素鱼肉乡里、作威作福,勾连权贵坏事做尽。一旦东窗事发,主子们如烫手山芋般甩锅尚嫌不及,又怎会不识时务的再包庇?他倒是个狠人,那就干脆一拍两散,落草为寇尤觉不够,索性占城为王。
虽然所谓的“晋王”号称麾下有十万大军,但其中大部分是被裹挟的贫苦百姓,根本就无即战力可言。
在冯过看来,招安于对张迪此獠无异于放虎归山,就当一棒子打死,以免再成祸害。
坏事做尽,一个招安投降就能洗白脱罪,甚至摇身一变成了有官身的公人,这岂非太荒谬了,但偏偏就不止一次的发生了。这样的大定,真的是够颠覆三观的。
在剿匪一事上,宗泽与冯过态度一致,同样主张绝不可轻易放过张迪等罪魁祸首,否则会让民乱之势愈演愈烈。
关于如何征剿,三人讨论了一番。
张光世认为难点在于,张迪侵占四州数十县并分派心腹信任之人守城,而朝迁征伐兵力只有一万,自是不能分兵出击,但若集中一点,又恐贼寇据城待援,又或趁乱遁入莾莾大山,再想擒获则难矣。
见二人并无良计,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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