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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學者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引中井積德說，司馬談留滯周南，其實是因為漢武帝決意&ldo;盡罷諸儒不用&rdo;。而《史記&iddot;封禪書》記載，司馬談確實曾經熱心於具有濃重神學色彩的祭祀儀禮的制定與說明。元鼎四年(前113)，他曾經與祠官寬舒議立后土祠。元鼎五年(前112)，又與寬舒議立泰畤壇。兩次建議均得到採納。由此我們可以理解，在封禪即將進行時&ldo;而盡罷諸儒不用&rdo;的這種強烈反差下，他痛感失落，悲怨積鬱於胸，終於&ldo;發憤且卒&rdo;，其實是很自然的情形。
中井積德又說：&ldo;封禪出於術士之妄，豈儒者所可言哉？談罷可謂幸矣。乃發憤至死，何惑之甚！雖遷亦未知封禪之為非也，是漢儒之通病矣。&rdo;他說，封禪建議本來都是方術之士的妄言，儒學學者怎麼可以參與其事呢？司馬談被排斥其外，是他的幸運，然而竟然郁怨而死，他怎麼竟然糊塗到這等地步！即使是司馬遷，也對於封禪沒有清醒的認識，這看來是漢代儒者共同的思想誤區啊。
按照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的說法，司馬遷就在和司馬談相會於河洛之間後，立即就東行追行漢武帝乘輿，司馬談去世時，司馬遷可能正在漢武帝身邊服務。
就總體而言，司馬談是一位極有識見的歷史學者。
俞正燮《癸巳類稿》曾經說，&ldo;《史記》之事，大半談著，至其馳騁議論，談無與焉&rdo;。說《史記》記述的歷史，大半都是出自司馬談之手，而史學議論，則出自司馬遷。顧頡剛《司馬談作史》一文也指出：&ldo;《史記》一書，其最精彩及價值最高部分有二，一為楚、漢之際，一為武帝之世。武帝時事為遷所目睹，其史料為遷所搜集，精神貫注，光照千古&rdo;，&ldo;若楚、漢之際，當為談所集材。談生文帝初葉，其時戰國遺黎、漢初宿將猶有存者，故得就其口述，作為多方面之記述。此一時期史事之保存，惟談為其首功。其筆力之健，亦復震撼一時，叱吒千古。如聞董生輩轉述夏無且語而寫荊軻，生龍活虎，繪聲繪色，其文學造詣之高可知。其書有傳文，有贊語，開創作之一體，為二千年來史家所共遵，其史學見解之深辟亦可知。故《史記》之作，遷不得專美，凡言吾國之大史學家與大文學家，必更增一人焉，曰&l;司馬談&r;。&rdo;
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說，&ldo;史公交遊，據《史記》所載，《屈原賈生列傳》有賈嘉，《刺客列傳》有公孫季重、董生，《樊酈滕灌列傳》有樊它廣，《酈生陸賈列傳》有平原君子(朱建子)，《張釋之馮唐列傳》有馮遂(字王孫，《趙世家》亦云&l;余聞之馮王孫&r;)，《田叔列傳》有田仁，《韓長孺列傳》有壺遂，《衛將軍驃騎列傳》有蘇建，《自序》有董生。而公孫季重、董生(非仲舒)曾與秦夏無且游，考荊軻刺秦王之歲，下距史公之生年凡八十有三年，二人未必能及見史公道荊軻事。又樊它廣及平原君子輩行亦遠在史公前。然則此三傳所紀，史公或追紀父談語也。&rdo;《史記》文本中多處說到作者的交遊實踐，其中若干人以年齡分析，並不與司馬遷同時，王國維於是判斷是司馬遷追記父親司馬談的言談。
顧頡剛則說，這樣的情形，並非或然，而是必然。《史記》贊語中所說的&ldo;余&rdo;，其實是司馬談自稱。看來，司馬談著史，有傳，有贊，則《史記》之體例是由司馬談創定。而司馬遷繼作，仍然採用了司馬談設定的結構，和後來班固承襲其父班彪作《漢書》的情形其實相同。
太史令司馬遷曾經參與主持制定新的曆法。此後，開始撰寫《史記》。天漢二年(前99)，李陵在對匈奴的戰爭中兵敗投降，司馬遷為李陵辯護，觸怒漢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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