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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魏槐亲口告诉他的。魏槐，一个平时不显山露水的普通人，却拥有这样的秘密，这让薛良感到既震惊又兴奋。他觉得自己手中握着一个可以翻云覆雨的筹码，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向巡抚毕昭举报。
事关谋反，毕昭不敢有丝毫怠慢。他立刻下令拘捕张寅及其相关人员进行审问。然而，张寅和他的长子当时正在北京，于是官府只得先将张寅的次子、三子及其亲眷抓了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案件越发扑朔迷离。嘉靖四年二月，薛良再次上报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罪证”——他声称张寅的手指上生有龙虎形，左肋上还有朱砂字样。这些看似荒诞的指控，却给案件蒙上了一层更加神秘的面纱。
五月初，张寅主动从北京回到太原投案，他坚称自己是清白的，薛良的指控完全是出于个人恩怨的诬告。然而，薛良并没有就此罢休。七月，他再次搜罗到新的“罪证”，并上交了一份新的讼状。在这份讼状中，他声称张寅原名李福达，是崞县左厢都的造反分子，早在弘治二年就参与过造反，被发配充军。后来逃回五台县，投靠在张子名下入籍。而这次，薛良声称这个消息是来自张寅的义女婿戚广。
薛良的两次举报，每一次都似乎带着些许的模糊与不确定性。他口中的张寅，时而成了张英；那个曾掀起风云的李福达，在他笔下竟变作了李伏答；而那隐居的张子名，也成了张子贵。种种细节的出入，让人不禁怀疑，薛良的消息究竟是从何而来，是否只是道听途说。
尽管薛良的言辞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一个犯罪链条却已悄然浮现。那个来自崞县的李福达，在弘治二年曾掀起一场谋反之风，被朝廷发配充军。然而，他并未因此销声匿迹，反而逃回后躲藏在陕西一带，化名李五，暗中传教惑众，最终引发了洛川县的叛乱。叛乱平定后，他又一次逃脱了朝廷的追捕，改名为张寅，并巧妙地冒入了五台县张子名的户籍，开始了他的新生活。
按照明朝的律法，此案交由山西按察司负责。然而，案情之复杂，牵扯的人物、地点之多，加上调查能力的欠缺，使得山西按察司的进展异常缓慢。
五台县的户籍簿上，确实记载着张寅的名字。徐沟县的记录也证实了薛良与张寅之间的仇恨。然而，当验看张寅的身体时，却并未发现那所谓的龙虎形和朱砂字样。陕西方面传来的消息更是令人困惑，当年与李五有关的造反者都已病故，无人能够证明张寅与李五之间的关联。
几个关键的证人，也纷纷推翻了之前的言论。魏槐声称，他只是和乡亲们闲聊时提到了李五煽动之事，从未与薛良说过张寅就是李五。而戚广更是坚称，张寅身为太原左卫指挥，从未有过聚众叛乱之举。
嘉靖五年二月，山西按察司的初审判决终于落下帷幕，犹如一道惊雷在山西的大地上炸响：薛良，这个曾经信誓旦旦举报张寅的人，竟被判定为诬告陷害。这一结果迅速上报给了巡抚，经过复审，结论与初审一致，毫无悬念。
薛良的命运就此被定格，他将以诬告谋反的罪名，被放逐到口外那片荒凉之地，长城以北的寒风将成为他日后的伴侣。他的生活，将从此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这起案件并未因此画上句号。相反，它像是一个巨大的漩涡，将更多的人卷入其中。原告薛良与被告张寅之间的对垒，已经拉开了大幕。他们之间的恩怨纠葛，将在这场悬疑大戏中逐渐揭晓。
与此同时，一干证人也纷纷登场。他们或许曾亲眼目睹过某些关键细节，或许曾听到过某些重要线索。然而，他们并非这场大戏的主角，只是作为背景人物，为整个故事增添了几分复杂与扑朔迷离。
嘉靖五年五月，新任山西巡按御史马录在案头发现了一封神秘的来信。信封上并无任何特殊标记，但信中的内容却足以令任何一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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