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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足够的证据，后果不堪设想，到哪里去寻找证据呢？
在日本取证非常难，因为在战争后期，特别日本决定投降的时候，日本销毁了大量的罪证。日本的当时，陆军省外务省这些主要的政策部门，把能够烧掉的文件全部烧掉。
证据之所以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如此重要，是因为法庭在审判进行中，将采用英美法系，而不是大陆法系的审判程序进行，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审判方式。
大陆法系采取纠问制，以法官为中心，犯人一旦被提起诉讼，那么就基本确定他有罪。英美法系采取对峙制，以证据为中心，犯人在最后定罪之前首先假定他无罪，原告与被告就双方提出的证据进行辩论。法官如果认为证据不合法或不可信，可以当庭拒收。有没有证据？证据是不是有利？会不会被对方驳倒？这对英美法系的诉讼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为此，1946年3月到4月，向哲俊和裘绍恒频繁回国，前往过去的敌战区和遭受过侵略迫害的难民中，寻找人证与物证。
裘绍恒之前采访说：“我到了南京之后呢？我就到司法部，找刑事司的司长叫杨兆龙，说我要调查（南京）大屠杀，那么他捧了好多材料档案，捧到外面来，找了一间房，很多，那么很多，我当然来不及看内容了，来不及，没办法看”。
裘绍恒带着从中挑选出来的证据材料，赶回东京。而此时，季南派出强有力的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的调查人员，前往中国协助取证，他自己也在向哲俊的陪同下亲赴中国，展开调查。
季南还从国际检察局特别划拨资金给中国检查组，要求向哲俊在本国招募一批熟悉法律、英语基础的工作人员，前往东京增援。
向哲俊回到上海，在报纸上刊登了招聘启事，一个名叫高文彬的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看到招聘广告，前往华懋饭店应试。
高文彬之前采访说：“”第一次我在华懋饭店，见到向先生，向先生给我印象是一个非常有礼貌、有学问、待人很和蔼的那样一个人，一点没有过去一些国民党那样官僚气很足，他一点都没有，完全是学者的那种风度，所以呢，我对他印象很好，那么以后呢，他录取了我。
和高文斌一同被录取的还有31岁的湖南人周锡卿，当时在国内，业务素质好又想去东京的人并不多，向哲俊就动员妻子周芳的弟弟周锡卿前来报名。
周锡卿，1938年在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的时候，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周锡卿回国投身抗战。
周锡卿之前采访说：日本人侵略的时候，正在湖南做县长，所以那个对于那个日本人残暴的情况很熟悉，后来有机会的话，反过来，我就去审他们了，那心里很高兴了。
向哲俊这次一共录用了五个人，几天以后，高文斌接到向哲俊的通知，要他们到华懋饭店集合，准备前往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