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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不仅是文士,还是能吏,这是在五代最为缺少的一类人才,不可不要。
须知唐末五代时期,与“武将”相对应的“文臣”,就其组合成份而言,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庞杂的群体。在他们之中,有的来自往日的名门、官宦世家,有的自身即前朝旧臣,有的则逢风云际会或凭藉自己的能力起自民间。他们有的曾经从文业儒,有的素来不学无术;有的长于治事,有的不堪繁剧;有的洁身自好,有的则谄谀无行。他们中既有“儒生”“文士”,亦有所谓“文吏”。
文臣群体的构成特点,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内部关系。以“华族科名”为特征的“衣冠之士”,自唐末长期居于领袖群伦的朝廷重臣宰相之位;而五代的近臣谋士班底,则主要由一批沉浮于社会基层、在战乱及重建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善断繁剧、兼具刀笔吏干之才者组成。文臣群体中不同类型人物之间素存的芥蒂,在动荡之中显露无遗。只要看看李振者流对于“清流”的嫉恨,杨邠、王章等人对于礼乐文章的鄙薄,就不难明白,“文臣”们彼此之间的成见有多深。这些人虽然起家方式、素质能力各异,在当时却攀升向同类目标,在同一出路中搏争。这种艰难生涯中之挤抑排斥、升降成败造成的敌视是刻骨铭心的。横亘于他们之间的沟壑,实际上并不浅于文武之间的畛域区分。
此时还算唐末,衣冠之士还有一定地位,再过十年,兼具“名族”与“文学”背景的所谓“衣冠之士”,在朝廷决策过程中所能起到的实际作用就会相当有限,但他们仍在竭力利用自身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试图维持其最后的地位。这种状况在唐末以及号称承继“大唐”的后唐时期反映得尤其突出。
唐朝末年的中央朝廷,从君主到官僚回天乏术,却出现了讲求士族流品的回潮。学界早有研究指出晚唐贡举为官宦士族、权豪子弟所充塞。咸通中举进士不第的胡曾,曾在其《下第》诗中抱怨道:“上林新桂年年发,不许平人折一枝。”昭宗朝进士黄滔也说,“咸通乾符之际,豪贵塞龙门之路,平人艺士,十攻九败。”风气所向,“当时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为之首”,一时间之朝廷重臣多系出身于公卿之家或累代名族、且科举及第者。以昭宗后期的宰相为例:孔纬,曲阜孔氏之后,擢大中进士第;韦昭度,属京兆韦氏,咸通进士;崔昭纬,清河崔氏,亦进士及第;裴枢,出自“代袭冠冕”的河东著族闻喜裴氏,咸通进士;崔远,博陵崔氏,龙纪进士,“诸崔自咸通后有名,历台阁藩镇者数十人,天下推士族之冠”;陆扆,祖系吴郡陆氏,光启进士,曾被皇帝寄予“斯文不坠”的期望;柳璨,出自河东柳氏,光化登第,因学术博奥而“时誉日洽”……这批人的“衣冠声望”成为唐廷在无望中的希望。
唐代的历史走到这一步,所谓的“衣冠”“士族”,本已衍生出新的涵义;依郡望系等第的“名族”,早已与权力中心疏离而风光不再。既为大士族之后而复纷纷投身于科举,正反映出历史的发展趋势。而在经历了黄巢起义“天街踏尽公卿骨”式的扫荡之后,上层社会中反而出现了朝廷与“衣冠流品”的紧密结合。不过,此时会聚起来的这些兼具“阀阅”与“冠冕”者,实际上不可能再构成为封闭排他的贵族权势集团,除去可以增重些许身份作为号召之外别无意义。而且,“衣冠流品”对于政权的强烈依附,直接削弱了他们在乱世中的适应能力。这些人不幸在朝廷面对着内官中使乃至禁军将领的戒惕与抵-制,在外部面临着强藩咄咄逼人的压力,全无震慑扭转之功。如韦昭度者,“旧族名人,位非忝窃”,却被宦官田令孜讥讽为“在中书则开铺卖-官,居翰林则借人把笔”;至于裴枢等,更只被军阀朱温及其腹心视为“衣冠宿望难制者”。
正当王朝末路的这批士大夫,其资质构成有着令人瞩目的特点。唐廷为乞灵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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