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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信的正確觀點被統統推倒。
十幾天時間，換成另一種觀點、另一種態度，甚至是另一種不同風格的語言。
發出不同指示的卻是同一個中共中央。
11月18日大轉向的指示信發出兩天之後，福建事變發生。
機會還未抓住，便已經錯過了。
博古等人態度劇變的理由，來自共產國際。11月18日指示信，完全是根據國際指示電擬就的。當時蘇聯已同蔣介石南京政府改善了關係。蘇聯的態度決定著共產國際的態度，國際便不支持紅軍同十九路軍聯合反蔣。國際執委會第十三次全會文件說：「福建政府宣布的一系列激進口號，是十九路軍高級將的權宜之計和左傾詞句」；「是軍閥和政客為了保證自己的成功而提出的蠱惑人心的諾言」；「蔣介石集團和國民黨所有派系都是帝國主義奴役中國人民的代理人和工具」。
共產國際的態度又決定了一系列態度。
11月22日，宋慶齡在上海發表聲明，未預聞福州之事。
11月28日，莫斯科《消息報》稱福建政府與真正革命運動毫無關聯。《真理報》說福建事變將引起日英美在中國鬥爭，暗示蔡廷鍇背後有帝國主義支持。
國際派來的正式軍事顧問弗雷德向蘇區提出計劃：一旦蔣蔡開戰，紅軍就在西北一線突破敵陣地，越過贛江，從敵人背後向南昌挺進。
認為蔡廷鍇等人是「一些不可靠的傢伙」的，還不僅僅是上海的弗雷德。不少紅軍領導幹部對南昌起義中叛變、在高興圩與紅軍血戰的蔡廷鍇懷疑很大，好感不多。1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為福建事變告全國民眾書》，稱福建政府「不過是一些過去反革命的國民黨領袖們與政客們企圖利用新的方法來欺騙民眾的把戲，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要推翻帝國主義與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而正是為了維持這一統治，為了要阻止全中國民眾的革命化與他們向著蘇維埃道路的邁進」。
這已經不再是模仿共產國際的語言，完全是自己的語言了。
甚至還有所創造發展。
「告全民書」號召福建人民起來，要求剛剛成立且困難重重的抗日反蔣政府武裝他們，並開展罷工、抗租抗稅、沒收資本家企業與財產、實行徹底的土地革命；要求福建政府立刻收回日租界與關稅，逮捕賣國賊及漢奸，與蔣介石、日本帝國主義決戰；「告全民書」還在最後警告，只有兩條道路，中間道路是沒有的。一切想在革命與反革命中間找取第三條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殘酷的失敗，而變為反革命進攻革命的輔助工具」。
蔡廷鍇等人，不反蔣是蔣介石的幫凶，反蔣仍是蔣介石的幫凶。
蔣介石卻不知道蔡廷鍇仍然是他「進攻革命的輔助工具」，更不知福建政府是「利用新的方法來欺騙民眾的把戲」；他只知道這一猝不及防的突變不迅速撲滅，精心構築的「圍剿」計劃便要毀於一旦。
蔣軍大舉進攻十九路軍的時候，中革軍委卻將我軍主力從東線調到西線永豐地區，不去配合十九路軍，反去進攻敵人的堡壘陣地。
粉碎第五次「圍剿」的有利時機，就這樣喪失了。
蔣介石平息「閩變」之後，入閩蔣軍11個師加上被改編的十九路軍部隊共計14個師組成東路軍，以蔣鼎文為總指揮，開始從東面向蘇區進攻。中央蘇區真正陷敵四面合圍，在軍事上被完全封鎖，處於更加困難和不利的地位。
蘇區首府瑞金，最後就是被從福建打過來的東路軍攻占的。
處理福建事變的失誤，外部有蘇聯的國家利益因素和共產國際的立場，內部也有我們自己豐沃的極左土壤。政治上、軍事上的關門主義只是表象。打破第五次「圍剿」這一重要機會的喪失，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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