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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你这个当领导的弄废掉。
正相反，作为领导，要能充分放权，让手下人自己去思考、去实践，而领导自己要做的，只是明确大方向，在万一他们有走上弯路的可能时，帮他们扶一把舵，把方向扭转回来就够了。惟其如此，才能锻炼手下人成长——前世组织上培养干部，大多时候不也就是这个套路？
毕竟只有高务实自己才清楚，自己将来可能涉足的产业会有多么广泛，如果不是从现在开始就尽可能多的培养人才，难道将来自己一边做官，一边还要亲自管理那么多的产业？就算累死了他也办不到。
他固然有心救明，但却没打算做英年早逝的诸葛孔明。
当然，这倒不是说诸葛亮就不明白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历史上诸葛亮真的就不能挖掘出人才吗？侍中董允、长史费炜、大臣杨仪、参军马谡等，这些人才都是国之辅材，蜀国以三国低弱之姿能够存在，本身也是其国内安定团结的表现，否则魏吴两国岂能那么久找不到机会？
但诸葛亮再厉害，也毕竟是人，有他的局限性。他自身的多才决定了他更适合做管理层，却不适合做决策层。他喜好多才的能人，却不爱用道德不纯却有大能力的人。
用人坚持才德兼备，这种思想在承平之世可以大行其道，但在战国求存时期，却不能成为用才的主导思想，因为人无完人，金无足赤。可是纵观诸葛亮主政后期，先德后才的思想偏偏成了他用人的主导，其弊端自然也就逐渐显现。
譬如蜀中原有人才中，自认才智仅在诸葛之副的廖立，被长期放在清闲职位挂名；能臣李严允文允武，却因粮运一事被贬，再未大用；大将魏延就更有趣了，只因“脑后天生反骨”便不能尽其能而用之，最终在诸葛亮弃世不久被逼谋反。
再有就是，德、才这种东西，本身很难列出什么具体标准，多数情况下只能以个人标准来判断。参军马谡，马氏兄弟以名声起仕，后随军献策，深得诸葛认可，结果街亭一役，一着输，全盘输，整个北伐功败垂成。
所以高务实的人才培养计划，更加偏向于从低处做起，从小事做起，首先看能力，其次才去考虑德行。如果手底下某个人可能有才，那就给他一个机会负责某件差事，而高务实自己就从他这件差事的办理中分析这个人的性格、能力、品性等等，然后再考虑对他今后的使用，或者说考虑进行倾向性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