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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易》一书里所引用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作为考证《周易》一书产生时代，不失为是一条途径。但那些所认为的《周易》产生在西周初期的说法，皆是从《周易》一书里引用的历史人物及事件来的看法。也都把《周易》的下限定在周公时期，即使康侯与箕子也没有超出周公时期。《周易》里引用的几例人物都是殷周之际或周初的重要历史人物。从《周易》的引用来看，是作为历史政治经验而引用，并且都与《周易》文章内容所引证的政治意义相契合。《周易》里出现的几位殷周之际及周初的历史人物，是出于写文章上的引证，而不是记述那些人物的活动记录。正因《周易》不是周初及之前产生的，才会引用已成过去历史的商周时期重要的历史人物来增强文章所论述的政治观。因为在西周初期之后，没有比周初及以前那些历史人物有名气。那么，除了《周易》一书里引用周初及之前的历史人物与事件之外，我们却发现《周易》一书里还真有一种说法，足以证明《周易》一书产生于西周晚期。
在《周易》第四十二章《益》里有这样的说法：“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这句话里的“中行”，就是不偏不倚，即居中行事的意思。《周易》里的“中行”之意，犹如后儒发展出的“中庸”之意。“告”：即告诫，告诉。“公”：周朝的重臣，如周初周公、召公这种角色的重臣。“从”：跟随、追随、参与。“利用”：借助增益条件，即经济的发展。“为依”：为依靠。“迁国”：迁移国都。这句话译成现代文是“居中行事，告诉王公重臣跟随，并借助增加收益的条件为依托迁移国都。
《周易》里的《益》，中心是阐述国家增加收益的道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发展社会经济。我们且看初始《周易》第四十二章《益》全文：
“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我们再将《益》文译成现代文：
“第四十二：增益，有利于社会向前发展，并顺利地实现大业。
利用好增益，将有大作为，是大吉祥的事情，也没有过失。若有了财富上的大积累，不苛刻，不邪恶，永守正道，才是好前景；即使君王用以祭祀天帝，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收益是用在不好的灾荒之年，没有过失。爱护百姓且居中行事，应告知诸公，并用圭举行隆重的仪式，（把爱民之心昭示于天下）。居中行事，告知诸公跟随，并借助增加收益的条件为依托，做迁徙国都的大事。有了爱，惠爱之心不用询问，是非常正确的行为。有了爱，才能回报于施爱者的恩德。若没有增益，反而相互损害；而又立爱心不能长久，就危险了。”
《周易》里的《益》篇是继《损》篇内容的继续，《益》是对“增益”这一问题展开的阐述。即讲述增益的政治道理。这增益不但指财富的积累，而且也包含了爱心的积累。财富的积累是为了灾荒之年的救济，是保障社会的稳定。爱的积累是为了民心，是“利涉大川”的政治资本。两者不可或缺。这是《周易》作者通过“增益”的道理，为“君子”（受封的诸侯统治者）讲述的政治道理。既要增加经济实力，又要爱民之心恒久，才能顺利完成迁都的大事业。这篇文章反映的迁都之事，体现了西周什么时期的历史背景呢？迁都本是个举国上下震动的大事，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是完不成迁国的大事。即使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国都没有外在的压力，也不会轻易做出迁都的事情。如明朝将国都从南京迁到北京，是有着重大的政治意图。又如民国政府把南京前往重庆，是因日寇大举逼近。那么，《周易》里所透出的迁都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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