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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版《毛澤東文集》第六卷《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和第七卷《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對托洛茨基的注釋已經變為：「托洛茨基（1879—1940年），十月革命時，任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中央政治局委員、彼得格勒蘇維埃主席。十月革命後，曾任外交人民委員、陸海軍人民委員、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等職。1926年10月聯共（布）中央全會決定，撤銷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職務。1927年1月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決定，撤銷他的執行委員職務，同年11月被開除出黨。1929年1月被驅逐出蘇聯。1940年8月在墨西哥遭暗殺。」客觀描述占據主要成分了。
這是位既才華橫溢又矛盾叢生的歷史人物。他對大革命時期的中國形勢作出了比史達林更為客觀的判斷，但他的認識就百分之百正確而毫無問題嗎？他會見蔣介石時裝作對中國革命一無所知，其實那時他已經對中國革命發生了很大興趣，後來還出版了《中國革命問題》一書，但出了書的托洛茨基就真正弄懂了中國革命的問題嗎？
的確，是他最先提出要警惕蔣介石，在蔣介石叛變革命後又立即提出要警惕武漢的汪精衛，這些無疑是難能可貴的。但他又認為中國革命不應分為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他宣稱，中國革命如果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社會主義革命，就不可能勝利。中國革命的主要目標是帝國主義。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又有著共同的利益。買辦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之間也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於是任何一種統一戰線都是不可能的。
托洛茨基雖然很尖銳，但也很左。
很左的托洛茨基陷入了自相矛盾。他看到了中國資產階級的弱小，卻忘掉了與此同時中國無產階級的弱小。於是他低估了農民群眾在中國革命中的作用。他的結論是：只有工人運動的高漲才有農民運動的高漲；在城市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陷入低潮情況下，紅色政權在落後的農村無法存在。
托洛茨基認為只有在大革命還沒有徹底失敗以前，提出蘇維埃口號才是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形勢處於高潮時沒有組織蘇維埃，大革命失敗後，革命形勢處於低潮卻提出組織蘇維埃的口號，一切都太遲了。因為無產階級現在只能進行秘密活動，而秘密活動是無法組織蘇維埃的。尤其在失去了城市工人階級的力量、只有轉入農村的時候，蘇維埃更不可能在農村得到實現。
托洛茨基反對在中國先進行民主革命，否認統一戰線，否認農民的革命性和農村根據地的作用。他根本不相信，中國共產黨人依靠農村根據地能夠奪取政權。
他太自信了。自信地以為列寧之後，只有他自己手中握有真理。
而真理卻不是任何人能夠獨占的。
嘲笑了史達林的托洛茨基，又反過來嘲笑在農村開展武裝鬥爭的中國共產黨人。
當史達林開始不斷修正對中國革命的判斷、使之越來越接近實際之時，托洛茨基卻開始偏離原先的正確判斷、越滑越遠。
智慧與謬誤，可能永遠就像這樣，在歷史中難解難分地交織在一起。
三、誰人看中毛澤東
有人翻遍歷史，得出結論，在中國欲成大事者，實踐上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其一，愛才如命；其二，揮金如土；
其三，殺人如麻。
近代中國恐怕沒有哪一個比蔣介石更加具備這些要求了。就江山改姓、王朝更迭來說，普天之下，也只有姓蔣。
蔣介石早年赴日本留學，在給表兄的照片背後提詩一首：騰騰殺氣滿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責，東來志豈在封侯！
從1926年「三二〇」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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