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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於《聯合早報》2007年9月4日
中國官員腐敗的道德代價
黨內大規模的腐敗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儘管歷屆領導人都強調反腐敗的重要性，歷年也有不同形式的反腐敗運動，但不可否認的是，腐敗的深度和廣度越來越甚。到今天，腐敗似乎已經為中國社會所接受。這不是說中國社會已經學會了容忍官員的腐敗，而只意味著社會對官員的腐敗無能為力。現在，如果說某一官員很清廉，不腐敗，人們就會感到驚奇。而當某位官員（無論其級別有多高）因為腐敗而被清除時，並不足為奇，因為在人們的心目中，這些官員理應受到清除。
社會對官員腐敗的無能為力和冷漠，就是這裡要討論的黨政官員腐敗所包含的道德代價。官員腐敗已經在執政黨和人民之間、政府和人民之間、社會成員之間造成了道德衰敗。這種道德衰敗如果不能被有效阻止，對執政黨及其政府的影響就會是致命性的，就是中共領導人意識到的&ldo;亡黨亡國&rdo;。
道德權威維繫政權命運
很多人對道德力量對執政黨及其政權重要性的認識並不總是清楚的。可以把道德的重要性置於執政黨及其政權的政治合法性中來考量。任何政權的合法性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是硬力量部分，包括對國家機器尤其是暴力的控制和壟斷，維持一個穩定的社會秩序，向社會提供必要的服務等；另外一方面就是軟力量，包括建立一套對社會成員有吸引力的意識形態、清廉政府、道德權威等。這兩種力量互為依賴，缺一不可。
在西方多黨制國家，儘管表面上看，執政黨及其政府的主要議程是向選民提供比其他政黨更好的政策和服務，但執政人物及其所代表的政黨或者其他組織的道德權威也是選民的重要考量。也就是說，選民在不同政黨之間作選擇的時候，不僅要看該政黨所提供的政策，而且還要看這些政策背後的道德含義和代表該政黨的候選人的個人道德。正因為這樣，不知有多少西方國家首腦候選人因為道德問題（例如桃色新聞）而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再者，在政府內部，更是有各種不同類型的道德委員會來約束政府官員的道德行為。選民的選擇、開放的媒體和政府內部的制約，這一系列制度性因素保障著西方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員維持在一定的道德水平上。
執政黨及其政府的道德權威在發展中國家尤其具有重要性。在發展中國家，因為革命等因素，往往形成一黨執政或者一黨獨大的政治格局。在那裡，執政黨不僅是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強有力的推動者，而且也是道德的象徵。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很多民族主義的政黨儘管在推動社會經濟發展方面成績並不理想，但因為控制了各個道德制高點（如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建設新社會等），在社會成員中具有相當高的政治合法性。在這種情況下，道德權威在維持政權方面的重要性甚至超過了政府向社會提供服務的能力，即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能力。
執政黨道德權威的重要性也可以從一些被推翻的政權案例中看出。在發展中國家，一些政權具有很強的推動社會經濟發展、提升國家整體現代化程度的能力。在亞洲，典型的例子就是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社會經濟發展被世界各國所看好，印尼在蘇哈托時期也取得了驚人的經濟建設成就。但無論是菲律賓的馬科斯和印尼的蘇哈托，都沒有逃過被&ldo;人民的力量&rdo;所推翻的命運。原因很簡單，儘管他們在推動國家社會經濟發展上有貢獻，但嚴重的腐敗腐蝕和吞食了政權的道德權威。人民平時對政權的腐敗無能為力，但一旦機會來臨，就毫不猶豫地自主地組織起來，推翻腐敗的政權。政權的腐敗在近年來越來越頻繁的顏色革命中更是扮演了導火索的角色。
中共高層對執政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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