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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於《聯合早報》2004年1月27日
中國和諧社會要求重建社會契約
中國領導層提出&ldo;和諧社會&rdo;的概念，從長遠來看，其政治意義會遠遠超出迄今為止人們所討論的範圍。它不僅僅是&ldo;科學發展觀&rdo;、各種社會關係之間的和諧或者社會與自然之間的和諧，也不僅僅是執政黨執政模式的變化，從更深入一步說，&ldo;和諧社會&rdo;及其相關的各種目標的實現，會導致政府和人民之間社會契約關係的重建。
在中國，政府和人民之間有無契約關係？很多人會否認這樣一種關係。中國並非一個契約社會，也沒有西方那樣的契約文化，在政治領域尤其如此。政府和人民之間的契約關係是積極公民概念的產物。在民主國家，這種契約關係是顯性的或成文規定的。顯然，中國沒有這樣的顯性政治契約文化。但這並不是說中國沒有隱性契約文化。在《論語》和《孟子》等政治經典中，很容易找到這種隱性契約關係。例如，皇帝如果不能履行其義務，人民就有權推翻其統治。建國以後，中國沒有走西方顯性契約道路，但政府和人民之間存在著心照不宣的隱性契約關係。人民跟著共產黨鬧革命為的是實現基本社會正義。建國後，政府保證提供基本的社會正義，同時人民接受政府的領導，這就是隱性契約。當時，基本社會正義的方方面面是通過一系列制度性因素來保障的，如消滅貧窮、醫療保健、免費教育，等等（這些目標是否實現以及實現的程度如何，則是另外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同時，在中國當時的政治體制環境下，毛澤東還通過政治運動的方式來保證整個政府體系是&ldo;為人民服務&rdo;導向的。多次政治運動的目標是為了&ldo;打碎&rdo;官僚機構，防止一個&ldo;官僚階級&rdo;的形成。每次運動因此都是圍繞著把權力下放給地方和社會進行的。
市場經濟引出顯性契約關係
政府和人民之間的隱性契約在改革開放以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市場經濟的引入和發展很快就瓦解了政府原來藉以提供基本社會正義的制度體系。例如在農村，人民公社體制解體以後，原來的集體制度不再存在。儘管確立了以選舉為基礎的農村自治制度，但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如醫療和教育等），這個體系的能力還不足。隨著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政府也急劇地轉變成為一個直接的經濟角色，而提供公共服務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提不到議事日程上。現在提上來了，但又存在著經驗欠缺和能力不足的問題。
另一方面，市場經濟快速發展導致了資本和勞動者之間顯性契約關係的出現。在勞動關係上，中國現在儼然是一個合同社會和契約社會。這在私營部門表現得非常清楚。在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公共部門，契約關係也很快從隱性轉向顯性。國有企業本來是政府藉以實現隱性契約的主要手段。國有企業是個小社會，擔負著各種社會功能。市場一引入，企業自然要拋掉非經濟功能。出於國內外市場的壓力和長遠國家戰略利益的考量，政府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又實行&ldo;抓大放小&rdo;戰略。在這個過程中，對社會正義的考量不足。到了地方層面，中小企業出現惡性私有化。一些地方政府通過強制性行政和政治的力量進行私有化，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社會契約被單方面毀掉。在&ldo;抓大&rdo;方面，因為公司治理制度不健全，也導致壟斷和特殊利益的形成。這些壟斷利益集團隨意制定自己的規則，同樣也破壞了社會契約。更為糟糕的是，地方層面往往官商一體化，各種類型的家族權力體系導致政治腐敗。
原有隱性契約關係被單方面毀約已經導致社會正義問題。新勞動關係中顯性契約的簽訂更具有不公正性，很難說，勞動者在和資本方&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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