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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时期沿袭有检校秘书等职务。而隋唐是检校制度发展的主要时期,尤其唐朝是检校制度发展的高峰。
“大唐军神”李靖在平定岭南、江南中,就先后担任了多个检校职务,都是本职行军总管外的兼职,是检校低职。在唐高祖武德八年,让天策府司马宇文士及任检校侍中开始以低职检校高职,尽管天策府司马是从三品仅比侍中低一级。
但不论本兼高低,其检校职务都必然是兼职,是皇帝直接派遣大臣审查核对某一职务执政情况的临时职务,在早期并不参与该职务的日常事务,只是把检校对象的执政情况了解后向皇帝汇报,至少现存史料没有记载初期检校职务直接参与检校职务。只是到了隋唐,检校职务才直接行使检校对象的职权。
具体到唐朝,开始有把重臣外任检校的趋势。譬如宇文士及在唐太宗初担任中书令,就以本官检校凉州都督,取代获罪的长乐王。检校,往往也成为朝廷直接派人监督地方事务,或罢黜官员的手段,宇文士及即是罢黜,回来时不再任原官中书令,改任殿中监。
皇帝对最宠信和敬重的大臣,比如贞观二、三年李靖以刑部尚书兼检校中书令,与中书令房玄龄共掌中书省。兵部尚书杜如晦兼检校侍中,与侍中王珪共掌门下省。唐太宗任命一个省长官和一个校检省长官共同管理省事,加强了皇权对中书门下省的控制,也使检校职务的地位和作用上升。
检校与守、兼、领、行等代理职务不同的是其不仅有临时性,还有皇帝的监督性,带有明确分工性质,与本职官员比有临时性,不会替代其执政,更多具有监督性,是削弱两个省长官宰相的权力,显示了逐步削弱相权趋势的发展方向。
由于检校官都是兼职,他的本职不是兼任的检校职务,也能防止其对检校的职务控制专权,这与武德二年黄门侍郎陈叔达兼任纳言不专任宰相类同。
所以唐朝初年的检校制度,是唐朝吸取前代权臣专权的历史教训,进一步分散相权,加强皇权的措施。到唐高宗时代把检校制度发挥得更广泛,也体现了皇权在各领域发挥影响,检校职务的使用也体现了当时帝党和后党争夺激烈的状态。
譬如李义府任中书侍郎后,兼校检御史大夫,此前检校职务还没有涉及到专职督察机构,仅晋朝有的检校御史也是低级别,他升任中书令后依然兼检校御史大夫,他被罢免时让后党许敬宗接任权检校中书令,这是首次在检校职务前加“权”,权指“权且”,也就是暂时代理,体现了任命极勉强,说明唐高宗在竭力限制后党的扩充,不仅是“检校”还是“权检校”,当时后党正治罪长孙无忌集团,让李义府复相,忠于皇帝的许圉师反而仅任检校侍中,这时期原太子也被废为庶人,唐高宗对后党专权倾向不满,原本维护皇帝控制宰相的检校制度反而用来对付皇帝。这就迫使唐高宗另寻策略,于是这以后检校职务呈滥用趋势,甚至连泰山封禅使都要检校,唐高宗用追封老子和恢复旧制,给长孙集团平反、用军权恢复对政权控制。
上元以后,唐高宗不再继续任用检校制度限制相权,直接任命单相,或者两相派出一人任军职,朝中用最忠心的宰相,加强皇权,去世前不久又制定同平章事职务,分散、降低相权。
武则天执政后,虽然沿用唐高宗的政策,但又部分恢复检校制度,还把检校制度沿用了唐太宗时宰相外派检校,用来平衡各派系力量。武则天时代最重要的检校外派是在长安末年,有唐休璟、韦安石、司马锽、韦嗣立数位宰相被外派检校,压制太子、相王集团,但最终引发神龙政变。
在唐朝复兴后,检校制度逐渐淡出政局,直到唐朝中期藩镇割据时期,检校制度才又兴盛起来,往往也是作为荣誉头衔使用,因为要任命很多三公和使相,为了不与行政编制冲突,往往就用检校来区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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