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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羸弱，却是智力过人，四岁能诵“三百千”，五岁入族学，八岁过县试，九岁过府试，成了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九岁成“童生”，坐实了“神童”之名，此等文坛盛事在定国百余年间仅次于十四岁中进士的燕同叔。但二者却是有本质之别的。
燕同叔从小聪明好学，五岁就能创作有“神童”之称。武帝景德八年，江南按抚张知白听说这件事，将他以神童的身份推荐。次年，十四岁的燕同叔和来自各地的数千名考生同时入殿参加考试，其神色毫不胆怯，用笔很快完成了答卷。受到武帝的嘉赏，赐同进士出身。
燕同叔固然是惊才绝艳，乃是科举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进士，但究其时间节点，其实并无足够说服力。
魏文帝曹丕篡汉前夕由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九品中正制”。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各郡、各州中选技中正，根据家世、才德的评论，对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品共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但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不仅成为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构成门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南朝时期，在中正的评议中，所重视的只是魏晋间远祖的名位，而辨别血统和姓族只须查谱牒，中正的品第反成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在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由于各政权具有少数民族统治的性质，九品中正制的作用不能与两晋南朝相提并论。
正因为九品中正制注重门第，不利于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做官，为改变此弊端，隋朝建国后又创立了一种新的选官制度。
隋炀帝于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办法来选取进士。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选举史上新的一页。
其后四百余年，虽然战祸不绝，但科举制度仍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南朝大昌时，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昌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大昌常科的主要科目。
秦楚朝时，针对前代贡举的弊端，曾对贡举制度进行多次改革。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集取士大权于皇帝，限制势家与孤寒竞进，严防考官与士子舞弊，对士子多方笼络。殿试的内容，太祖时仅考诗赋，太宗时加试论一道。神宗殿试进士，罢诗、赋、论三题，专以策定着，限以千字。后又加试律义、断案。哲宗元枯时，恢复诗、赋、论三题。绍圣以后，又遵熙宁试策之制。高宗朝时则规定殿试试策，终秦楚王朝不再更改。
常氏建立大定国后，天下初定，当权者为巩固王朝统治，极力拉拢士子文人，以求天下归心。
武人立国，文人治国，历朝历代大抵如是。归根结底乃是统治者的治政手段。
燕同叔，出身于江南燕氏。武帝常威起事之初便多有仰仗燕氏，后者人力物力财力鼎力支持，可谓是武帝第一臂助……是以，江南按抚张知白举荐云云，实在是有遮人耳目之嫌。
至于科举，发展至今，已是形成了成熟完备的制度。
此时的科举制度，可归纳为三级考试：第一级是院试，第二级是乡试，第三级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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