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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佛教作为第二极的力量，是必然要被纳入共融的文化圈子的。
杨广就是这个实际的操控者。
天台宗智者大师作为江南佛教领袖，天然地处于杨广必须要笼络和安抚的对象。
但这个过程并不顺利。
双方最主要的分歧在于三个字：自主性。
杨广想将智者大师延入江都四道场的慧日道场，这样佛教就是政府羽翼之下，直接管控下的一种皇家流派，核心是佛教屈从于皇权，是赤裸裸为皇权服务的宗教流派。
佛教可以发展，甚至可以野蛮生长，但是，他不能成为和世俗政权相平等的力量。
这个理念，是杨坚以及隋朝的国策，也是历代中国统治者对于宗教的最核心，最基本的理念和底线。
智者大师的想法显然不同。
他处于佛教最好的年代，甚至于形成了一种可以和世俗政权分庭抗礼的错觉。
既然连当朝皇帝都要到寺庙施舍自身，如果不是隋军的渡江南来，说不定佛教在江南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作为天台宗的开派祖师，智者大师的眼光穿越过往的历史，他甚至能看到往后千年，佛教的如日中天。
也许他希望开创一个****的政体，或者，他至少想保持佛教独立发展的地位，让佛教成为独立于皇权之外，有系统修行、法规和法门的人世间最重要的教派。
所以，他不能也不想成为杨广笼中的金丝鸟。
这就是历史上“三请四愿”的原因。
杨广需要延请智者大师主持江都的慧日道场，他表现了虔诚的热情和执着，除了他从小就受到佛教熏陶，深知其对于民众的教化和指引以外，这也是他江南文化政策的重要一环。
但是，他延请的前提条件，是需要在政府的羽翼之下，让佛教明白无误地服务于当时政体。
杨广先颁发了一道宣言，认为现时佛教在江南的发展处于困难时期，他自己愿意为佛教提供保持和支持。
他在文书中写道：“横使寺塔焚烧，如比屋流散，钟梵辍响，鸡犬不闻，废寺同于火宅，持钵略成空返，僧众无依，实可伤叹。”
杨广说了一通佛教徒们现时面临的艰难困境，但他将这种恶劣的局面，全部推到江南复叛的叛乱分子身上，却忽略了这都是隋朝政府，第一次和第二次平陈的直接后果。
杨广有意恢复佛教在江南的繁华，但智者大师却深切地知道，那已是明日黄花。
智者大师是僧人，但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家，陈国君臣给他的书和诏敕，就多达四十多件。
他在陈国，处于国师之位，陈宣帝认为他是“佛法雄杰，时匠所宗，训兼道俗，国之望也。”
陈宣帝甚至将始丰县租调充作其僧人团的经费，这隐然是一个小王国的趋势。
也许在那一刻，智者大师在心中发愿，要让他的天台宗成为天下第一等的教派，成为可以和皇权相对等和抗衡的力量。
智者大师一直坚持他的初心，但他本人并没有成功做到这点，但在他死后，他的门人发扬光大，完成了他的心愿。
他的天台宗甚至在海外，比如海上岛国，日本开枝散叶，天台山国清寺，也成为其祖庭。
但在当时，杨广的延揽他主持江都慧日道场的计划，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杨广不止一次地执弟子之礼，连续在589年以后的三年，分别写信问安，并邀请其出山。
智者大师当然也不可能完全忽视，在江南当朝执政的最高军政首脑，佛教也不具备真正直面对抗皇权的力量。
智者大师非常清醒，他亲眼见到了建康庙宇的轰然倒塌，也知道杨广在江都建立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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