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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與風險成正比。這是任何決策都無法規避的兩難。
夾在兩難之間的，是陳獨秀。
1920年5月，李大釗認為自己和陳獨秀都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不深刻，對於俄國情況知道的也少，因此主張「此時首先應該談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陳獨秀的想法則不同。他說「我們不必做中國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我們只要做邊學邊乾的馬克思主義的學生」。
陳獨秀以為他的建議要容易實行一些。後來自己真的「邊學邊干」了，才真正體會到「做邊學邊乾的馬克思主義的學生」不知要難上多少倍。
長期以來，人們說陳獨秀的領導是一言堂、家長制，包惠僧一語中的：「以後（接受經費以後）就不行了，主要是聽第三國際的，他想當家長也不行了。」曾經叱吒風雲，領導新文化運動、被毛澤東稱為「五四運動時期總司令」的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固然有他的錯誤，但面對共產國際作出的一個又一個決議，有時明知不可為，也只有放棄個人主張而為之，大革命失敗後他還必須承擔全部責任，這就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劇了。《真理報》發表社論，指責陳獨秀「這個死不改悔的機會主義者，實際上是汪精衛在共產黨內的代理人」。這種似曾相識的扣帽子習慣和無限上綱的語言風格，竟然20世紀20年代共產國際和聯共（布）就在使用，真使人感到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不在中國。
下台後個人反省期間，陳獨秀經常念叨的一句話就是：「中國革命應由中國人自己來領導。」
陳獨秀之後，第二個想獨立自主大幹一番的是李立三。
1930年蔣馮閻大戰，李立三認為國民黨的統治正在崩潰，中國革命必將發展為全世界最後的階級決戰，於是要求「蘇聯必須積極準備戰爭」，「蒙古在中國暴動勝利時，應在政治上立即發表宣言，與中國蘇維埃政權聯合，承認蒙古是中國蘇維埃聯邦之一，緊接著大批出兵中國北方」，「西伯利亞十萬中國工人迅速武裝起來，加緊政治教育，準備與日本帝國主義的作戰，從蒙古出來，援助中國，向敵人進攻」。在這一暴動藍圖中，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共產國際只是執行這一計劃的配角。
李立三犯了大忌。
共產國際和聯共指導中國革命，出發點和歸宿點從來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蘇聯的利益為核心，在中國尋找到能夠與蘇聯結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國主義壓力，保護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安全。1920年4月維經斯基來華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和聯共中央政治局給他指示的第一條，即「我們在遠東的總政策是立足於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衝突，要採取一切手段來加劇這種衝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國革命。即使是給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提供巨大幫助，推動了北伐革命的有力發展，同樣也是出自蘇聯國家利益的需求。現在突然間跳出個李立三，一口一個「暴動」，指手畫腳地要求「蘇聯必須積極準備戰爭」，「從蒙古出來，援助中國，向敵人進攻」，要求蘇聯置自身安全於不顧，全力配合中國革命，真是令共產國際和聯共驚訝得目瞪口呆了。
拋開李立三的設想完全脫離實際、給中國革命也帶來了嚴重損失不說，單是既從國際支取經費、又不願接受其批評和指示、特別是要求蘇聯放棄五年計劃準備戰爭、要求蒙古加入中華蘇維埃聯邦等，也的確是太狂妄了。
國際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進行了干預：停發中共中央的活動經費。
這是中共自建黨以來所受到的最嚴厲制裁。
被停發了經費的李立三。便只剩下台一途。
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證明：一個政黨、一個社團獨立與否，並不在其領導人的主觀意念如何，而在是否具備客觀條件。中國共產黨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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