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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者，后参加第三国际工作。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Ludendorff,1865—1937），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最高统帅部军需总监，同兴登堡共享军事指挥权，实为战时第二号实权人物。卡尔·别隆加尔道维奇·拉狄克（1885—1939），生于波兰的加里西亚，20世纪初先后在波兰、莱比锡、不来梅等地担任社会民主党报纸的编辑，1915年属齐美尔瓦尔得左派，1917年到俄国加入布尔什维克，后于1937年被苏维埃政权判处十年徒刑，服刑两年后死去。
于是，弗里茨·普拉廷在4月6日中午得到这样一项有纪念意义的通知：“一切按所表示的愿望进行安排。”1917年4月9日下午3点半钟，一小群提着箱子、穿着寒酸的人从蔡林格霍夫餐馆向苏黎世的火车站走去。一共是32人，其中有妇女和儿童，在男人中只有列宁、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的名字日后为世人所知。他们一起在那家餐馆吃了一顿简便的午饭，并且一起签署了一份文件，他们都知道《小巴黎人》报上的这样一条报道：俄国临时政府将把这些经过德国领土的旅客视做叛国分子，所以他们用粗壮的直来直去的字体签名，以示他们对这次旅行自己承担全部责任和同意所有的条件。现在，他们默默地、坚决地踏上这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行程。
格里高利·叶夫谢耶维奇·季诺维也夫（1883—1936），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8年被捕，出狱后流亡国外至1917年4月。十月革命后任俄共（布）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1934年被开除出党，同年被捕，1936年被处死。
他们到达火车站时，没有引起任何注意。没有新闻记者，也没有摄影记者。因为在瑞士谁认识这位乌里扬诺夫先生呢。他戴着一顶压皱了的帽子，穿着旧上衣和一双笨重得可笑的矿工鞋（这双鞋一直穿到瑞典），夹杂在一群提箱挎篮的男男女女中间，默默地、不引人注意地在列车里找了一个座位。这些人看上去和那些从南斯拉夫、鲁登尼亚、罗马尼亚来的无数移民并无两样，那些移民在前往法国海岸并在那里远渡重洋以前，常常在苏黎世坐在自己的木箱上休息几个钟头。瑞士的工人政党不赞成这次旅程，所以没有派代表来；只有几个俄国人来送行，为的是给故乡的人捎去一点食物和他们的问候。还有几个人来，他们是想在最后一分钟劝列宁放弃这次“无谓的、违法的旅行”，可是大局已定。3点10分，列车员发出信号，列车滚滚地向德国边境的哥特马丁根车站驶去。3点10分，从这个时刻起，世界时钟的走法变了样。
旧时奥匈帝国的地名，是侨居奥匈帝国的乌克兰人的居住区。
封闭的列车
在这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发射了几百万发毁灭性的炮弹，这些冲击力极大、摧毁力极强、射程极远的炮弹是由工程师们设计出来的。但是，在近代史上还没有一发炮弹能像这辆列车似的射得那么遥远，那么命运攸关。此刻，这辆列车载着本世纪最危险、最坚决的革命者从瑞士边境出发，越过整个德国，飞向彼得格勒，要到那里去摧毁时代的秩序。
现在，这一枚不同寻常的炮弹就停在哥特马丁根火车站的铁轨上，这是一节分二等席位和三等席位的车厢，妇女和孩子坐在二等席位，男人们坐在三等席位。车厢的地板上画了一道粉笔线，这就是俄国人的领地和那两个德国军官的包厢之间的分界线，那两个军官是来护送这批活的烈性炸药的。列车平安地行驶了一夜。只是在法兰克福，突然有几个德国士兵跑来——他们事先听到了俄国革命者要从这里经过的消息，而且还有几个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企图和这批旅行者攀谈，但都被拒绝上车。列宁知道得很清楚，在这德国的领土上哪怕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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