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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要进行水患治理和向中原政权朝贡，每年花出去的银钱都像荆江水流一样，其中绝大部分都以税负从百姓身上盘剥得来。
荆州自古以来农业兴盛，是中原地区的粮仓，农业人口众多且粮食产量稳定，这也是其成为中原战略要冲的一个原因。因产粮多，当地粮价并不像其他地区般居高不下；加上商贸通衢，商业发达，各地特产在此应有尽有。尽管如此，百姓生活仍是十分困苦，原因便是税负繁重。
税重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大致可以说明。假设卖胡饼的小贩一天售卖的流水是二十文，按五税一的规矩先缴纳官税四文，再除去含摊位费用的成本大约四文，一天下来也只能赚十文。十文里还要孝敬给市监五文，也就剩下七文。这点钱也只能保证全家人的口粮和第二天的本钱，连菜都吃不起。可能有人觉得奇怪，官府怎么知道小贩当天收入是多少？商贩在入市、退市时会被市监挨个搜身，口袋里有多少钱都有文吏记录，两个时间点上钱数差额就是纳税额。所以，在集市上为了避税只有人借出钱，却没人会收还来的钱。
确也有敢不据实报收入的人，不仅当日赚的银钱全被没收，还要承担罚款。若还敢不缴纳罚款，轻则体罚和赶出集市，重则被收押监禁，所以再没有人敢这样做。要是没有收入呢？虽然不用缴税，但是摊位费用和孝敬里长的钱却不能少，净亏也得受着，除非以后再不做生意了。
百姓小本经营要五税一，可官商的大笔营收却只有十五税一，还不见得缴纳。倒是城防驻军一年的军饷就要十万贯，只有商税还远远不够。所以，农民种地也要交重税，春种有种子税，秋收有丰收税，挖渠有水源税；猎户打猎有皮毛税；樵夫砍柴有山林税；工匠做活要交工劳税等等。一年下来，不管是农民、商贩，还是猎户、工匠大多只能对付个温饱。好在太尉府还算明智，虽然收税重但又不会让百姓吃不上饭，所以因课税造反的人并不多，也抱不成团。
这是官府明着来的税收，当然不算各级官员的私下创收。即使底层官员，在职权内找个理由便可随意盘剥百姓，即使冤假错案在行以贿赂后也大多不会受到追究，关系户说不定还能借此高升。不说大官，就算江陵的低阶小吏从百姓身上压榨来的银钱一年也不止百八十贯，为了讨好上司也舍得出更多本钱，最终形成了官场得利的恶性循环。
各县、州的主官，既是地方行政一把手又是军区首长，权利大得没边，动辄可以决人生死。武进以前听说过“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与南平相比弱爆了，此时一洲主官什么都不用做一年便能有十万贯轻松进账。于是，江陵城里一面是掌权高官、豪门大户夜夜笙歌，一面却是百姓家难以继日的贫困生活，社会的两极分化已经到了非常极端的地步。市井中的凄苦悲号与酒肉勾栏里的欢歌笑语万般不和谐又同时存在。这不过是荆州、南平乃至中原的缩写罢了，天下一般黑时，民众凄苦又能如何。
要说治安，除了南平王脚下荆州的治安情况还好外，其他各州民间盗匪猖獗，甚至官匪是一家。平常人家未到天黑便闭户封门，生怕招来盗匪光顾，以至于街道上根本不用管理宵禁，大多时间连条狗都没有。
江陵城治安虽好些，但是权贵颇多，横行街市的膏粱子弟不少。夜夜欢歌的“官二代”们在勾栏喝酒取乐后还觉得不过瘾，便去祸害百姓。哪家要是有年轻女子被这些人瞧见或是惦记上，那便是祸起萧墙，不仅女眷被抢，稍有反抗还会被权贵豢养的鹰犬打伤、打残。遭了劫难的人家不敢告官，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府尹不是行凶者的父兄、叔伯，就是其家长的同僚，哪有冤屈可伸张。早前也有不信邪的，打听到府尹是行凶者家的对头，便去府衙告状，没想到最后成了双方权斗的牺牲品，还是落得个家破人亡的凄惨下场。
武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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