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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慷慨豪放，重義輕死的所謂&ldo;遊俠&rdo;的活躍，也體現了民間風尚的特點。荀悅在《漢紀》卷一○《孝武一》中說：&ldo;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l;遊俠&r;。&rdo;荀悅強調了他們&ldo;立氣勢&rdo;、&ldo;立強&rdo;的精神特徵。司馬遷《史記》特別為他們立傳，又稱述其獨異於社會其他人等的品格，說他們能夠&ldo;救人於厄，振人不贍&rdo;，&ldo;不既信，不倍言&rdo;，所謂&ldo;仁者&rdo;、&ldo;義者&rdo;，與他們相比，也有不足。他們實際上在另一層次上實踐了&ldo;仁&rdo;&ldo;義&rdo;。司馬遷注意到遊俠精神傳遞的悠遠，這種傳遞，並不憑藉經典文獻而得以承繼；也注意到遊俠社會聲譽的廣大，這種聲譽，也並不憑藉權勢地位而得以張揚。司馬遷寫道：世間&ldo;閭巷之俠&rdo;，&ldo;匹夫之俠&rdo;，雖然往往違犯當時法禁，對於社會卻並無貪求，因而值得肯定。其名聲之遠播，群眾之追隨，不是沒有原因的。對於放縱私慾，奴役貧民，欺凌孤弱的行為，遊俠其實也是鄙視的。司馬遷不滿意將遊俠與&ldo;暴豪之徒&rdo;等同的官方見解，似乎反映了一種&ldo;體制外&rdo;的思想個性。然而他的見解，也是大體符合歷史真實的。漢武帝時代的&ldo;遊俠&rdo;曾經進行過引人注目的表演。他們的活動和影響，為當時的社會風貌塗染了鮮麗的色彩。而司馬遷的態度，則表現出較高層次的文化人的情感傾向。看來，當時文化&ldo;正統&rdo;的力量還並不十分強大，人們堅持與執政者不同的立場，發表與執政者不同的意見，尚有一定的自由空間。《漢書&iddot;遊俠傳》分析遊俠興起的背景時所謂&ldo;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rdo;，應當說是客觀的分析。
一個民族的精神風貌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所不同，這種變化往往也是與文化節奏的歷史差異有關的。漢武帝生活的歷史時期，社會有一種積極進取的時代精神。借用當時人的表述習慣，這種時代精神表現出&ldo;奮迅&rdo;(《史記&iddot;樂書》)、&ldo;騁馳&rdo;(《淮南子&iddot;修務訓》)、&ldo;奔揚&rdo;(《史記&iddot;司馬相如列傳》)、&ldo;馳騖&rdo;(東方朔《七諫》)的節奏特徵。漢武帝執政，用事四夷，以武力拓邊，尚武之風益起，影響到社會生活節奏轉而更為驟急。當時人們熱心一種飛車競驅的&ldo;馳逐&rdo;運動，《史記&iddot;貨殖列傳》和《漢書&iddot;東方朔傳》中都有反映。被《淮南子&iddot;說林訓》稱作&ldo;追速致遠&rdo;的這種追求高速度的競技形式，為社會上下普遍喜好。漢武帝喜好親手擊殺熊和野豬，挽弓縱馬，追逐野獸，也可以看作相關社會風尚的表現。
《漢書&iddot;陳湯傳》記載，西漢晚期，甘延壽、陳湯經營西域，克敵立功，有&ldo;犯強漢者，雖遠必誅&rdo;的壯語。這種強烈的國家意識，應當是在漢武帝發動大規模的對外戰爭時開始形成。這種意識的心理基礎，是民族自尊心。不過，我們在進行相應的心理分析時，應當考慮到當時的歷史背景，注意與民族沙文意識和軍事霸權主義劃清界限。我們看到，漢武帝決策發起對匈奴的遠征，有足夠的雄心和魄力，但是他本人的民族情結，其實卻一點兒也不狹隘。比如匈奴貴族子弟金日受到信用，甚至受顧命，輔幼主，就是明顯的例子。著名秦漢史學者勞榦在為《創造歷史的漢武帝》一書所寫的序言中說，&ldo;舊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然自武帝託孤於休屠王子，天下向風，共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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