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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记载《周易》一书出现的时间早。如考古出土的甲骨文、西周铭文，以及其他材质上的文字，都不曾发现有记载相关《周易》名称及内容。那么，是否就能认为《周易》一书应是春秋初期产生的。单就《左传》这一孤证，还不能为据。不过若没有新的证据证明《周易》一书产生时间的话，不能不认为《周易》一书产生的下线为春秋初期了。 《周易》一书在春秋时期不但为史巫用于卜筮 ，而且也在上层的士大夫眼里以义理之书看待，而引用以阐明事物道理，这应是不争的事实。《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的引用《周易》里的文章句子用于阐明事理。而这一年是公元前596年，是属于春秋中后期了。春秋时期无论是史巫用《周易》筮之，还是上层士大夫引用《周易》，两者所运用的都是出自同一文本的《周易》，所以也都是《周易》这一称谓。只不过理性地看待《周易》，是出现在史巫用《周易》卜筮的之后，这也符合春秋时代背景。《左传》里记载的第一次引用《周易》直接用于阐明事理的运用过去半个世纪，又出现了“易象”。
《左传·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记载韩宣子在鲁国太史那里看到“易象”与“鲁春秋”。这“易象”应是阐释《周易》的“易大象”文章。这也是对《周易》称“易”的最早记录。从“易大象”文章来看，这“易”应是指《周易》，《易》如同《周易》的简称。这一时期“易象”的出现，也是与春秋后期文化背景相符合。韩宣子所见到的“易象”的时间已与西周灭亡过去了230年。而这一年与周太史身带《周易》为陈侯的儿子卜筮一事也已过去了170 年，也与引用《周易》直接阐明事理的那一年也过去了半个世纪。这时出现以《周易》为义理之书作为研究对象所阐发出新的政治学说，即“大象”文章的出现，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这个时期也正是社会一步步走向理性的时期。随着时代的发展，巫术这种非理性的东西也逐步走向衰落。春秋后期出现了伟大的孔子。也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孙武，并写出了不朽的《孙子兵法》一书。
而《孙子兵法》一书里首次提出:“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这体现了按唯物主义行事的思想，这是讲对于敌情的胜败的判断，必须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即科学的基础上。而不是去祈求鬼神，也不是用占筮取象比类的方法推测。这是有力的排击了占筮巫术迷信。任何思想无不打上时代思潮的烙印，所以《左传》里记述的筮术与义理两者性质对待《周易》一书是可信的，是符合春秋的时代背景。
从《左传》对《周易》一书的反映，已知《周易》这一名称出现在春秋初期，也已知《周易》是一部书，其内容在理性者眼里，是一部义理之书，而在史巫眼里，已变成用于卜筮的卦书。而《左传》一书里并没有反映《周易》一书产生在什么时间，或是谁创作了这一部书。因《左传》是春秋的编年史，不反映西周历史。而《左传》可以说，又是中国的第一部历史书。先秦时期里没有出现一部西周历史书，也就无法知道《周易》一书是否是西周产生的。但《左传》一书里已有反映《周易》一书与西周初期有关的说法。这正是《左传·昭公二年》记韩宣子见“易象”与“鲁春秋”时的说法：“周礼尽在鲁矣，吾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口气不是透漏出《易》（《周易》）与周初有关吗？因《大象》文章正是论述的是“君子”之治。所以韩宣子才认为周公之德与周人王天下的道理来。这是春秋后期上层人士认为《周易》一书最早产生时间的间接说法了。这是通过《易》与《象》（应是《大象》文）文章的义理内涵推理出周公时期与西周初期称王于天下联系到一起来。把《周易》一书的产生联系到周初，这是最早反映《周易》一书与西周初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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