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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也在台下鼓掌。彭德懷坐在台上看不見他。他卻把這個人未到威名先到的彭德懷看了個真切。
從此開始了紅軍中這兩位名將不錯的配合作戰歷程。
第五次反「圍剿」中的廣昌戰鬥，李德指揮紅軍與敵人正面硬拼，三軍團傷亡兩千七百餘人，占軍團總兵力的四分之一；彭德懷當面罵李德「崽賣爺田心不痛」。翻譯伍修權考慮到領導之間的關係，沒有全翻，彭德懷便把三軍團政委楊尚昆拉過來一字一字重新翻譯，硬是把李德氣得暴跳如雷。
林彪則有另外一種方法。廣昌戰鬥前夕，林彪個人署名寫了《關於作戰指揮和戰略戰術問題給軍委的信》：「對於敵人在五次『圍剿』中所用戰略戰術，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研究的問題。過去有許多同志曾研究了這個問題，有些文章上也曾發表過這個問題。但有些同志對這個問題的觀察，還有些不充分不確實的地方。」林彪認為「敵人在戰略上雖是進攻，而在戰術上則屬於攻勢防禦，或為固守防禦」。他將敵人的推進方式歸納為「緩進形式」、「躍進形式」和「急進形式」；具體用何種形式，「主要根據他當時對我軍主力行蹤的了解如何而定」；而坪上圩、乾昌橋、下羅泊港戰鬥都說明「短促突擊」使我們成了「守株待兔」、「沒有一次收效」。
他直指軍委在指揮上存在四大缺點：
一、「決心遲緩致失了不少可以取得勝利的機會」，「這是軍委最大的」、「最嚴重的缺點」；二、「決心下後在對時間的計算是極不精確的」，致各部隊「動作不能協同」，「像這樣的事實多得很」；三、「軍委對各部任務的規定及執行的手段過於瑣細，使下級無機動的餘地，軍委憑極不可靠的地圖去規定部隊的位置……一直干涉到很小的戰術布置，則是無論如何不適用的」；四、「軍委對於戰術原則還未能根據實際情況靈活運用，未充分去分析當時當地情況上的特點，而總是一套老辦法到處一樣的照搬」。
在信的最後，林彪寫到：「有些重要的負責同志，因為他以為敵人五次『圍剿』中所用的堡壘政策是完全步步為營的，我們已失去了求得運動戰的機會，已失掉一個戰役中消滅（敵）幾個師的機會。因此遂主張我軍主力分開去分路阻敵，去打堡壘戰，去天天與敵人保持接觸，與敵對峙，去專門求小的戰術勝利，以削弱敵人，想專憑在長期無數小的勝利中（每回消滅敵人一連或一營），就地把敵人的五次『圍剿』完全粉碎，這種意見我是不同意的。事實我們沒有失去運動戰的機會，並沒有失去一回消滅敵人幾師的機會。」
這是一封尖銳潑辣又不失於冷靜分析的信，直指「軍委最大的」、「最嚴重的缺點」。這樣明確、大膽而具體地向軍委提出批評意見和建議，在當時黨和紅軍高級領導人中並不多見。
林彪以冷靜剖析對李德的批判，不亞於怒火中燒的彭德懷。
林彪善思、善戰。彭德懷由勇生智，林彪則由智生勇。從帶兵伊始，他就與「主力」二字結下了不解之緣。
1928年2月，南昌起義部隊到耒陽城下。朱德聽取當地縣委情況匯報後決定：大部隊正面進攻桌子坳之敵，抽出一個主力連隊配合農軍攻城。
被抽出的，是林彪率領的連隊。
耒陽被一舉攻克。
朱德由此發現林彪的軍事才能。這一發現此後反覆被實戰證明。
他當連長的連隊，是全團戰鬥力最強的連；當營長的營，是全團最過硬的營；當團長的團，是紅四軍的頭等主力團。如果一次、兩次，還可說有那種不好排除的偶然性；幾十年如一日，帶出一批擅長野戰的人民解放軍主力部隊，便不能全部歸諸偶然了。
1936年12月，林彪曾講過一次怎樣當好師長。可以說這是他對自己紅軍時期作戰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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