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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往往是面對十字路口的選擇。往往有些原以為影響應該極其深遠、意義應該極其重大的決定，卻似一塊滑過水麵的輕石，經過幾片漣漪後便無蹤無影。而有些或倉促中或不經意中或應急中作出的決定，以為臨時姑且如此，暫時勉強這樣，卻從此踏上一條歷史的不歸之程。
5月的中央書記處會議就是如此。
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並不詳知當時中國共產黨人面臨的嚴重困難。6月5日，國際機關刊物《共產國際》發表米夫文章《只有蘇維埃能夠救中國》，米夫說毛澤東講過，只有蘇維埃能夠救中國，「現在各國無產階級和全世界被壓迫人民都熱切地希望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勝利」。
這一運動在中國卻陷入了嚴重困境。中共中央已經在沒有毛澤東參加的情況下，決定放棄中央蘇區。
拿具體方案的是李德。李德對局面之嚴峻還是非常敏感的。這個原先最堅決主張不迴避戰鬥的人，卻最先提出紅軍主力撤出蘇區。
伍修權的回憶證實了李德講的情況。他在回憶錄《往事滄桑》中說，1934年春李德就同博古談要準備作一次戰略大轉移，去湘鄂西。1984年5月9日伍修權在一次談話中說：「長征是不是倉促決定的？我看不是。在廣昌失敗後，中央的主要領導人已經在商量轉移的問題，確定的目標是湘鄂西。」「轉移的意圖開始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最後才決定轉移的。」
如此重大的決定，當然首先還是要報共產國際。
6月25日共產國際回電：「動員新的武裝力量，這在中區並未枯竭，紅軍各部隊的抵抗力及後方環境等，亦未促使我們驚慌失措。甚至說到對蘇區主力紅軍退出的事情，這唯一的只是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敵人可能的打擊。在討論國際十三次全會和五中全會的議案時，關於鬥爭的前途及目前國際的情形以及紅軍靈活的策略，首先是趨於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條件下來鞏固和擴大自己，以待機進行廣大的進攻，以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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