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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達林的指示由項英來傳達是再權威不過的。1928年他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史達林對工人出身的項英特別青睞，親自送給他一把小手槍。
身上別著史達林親贈手槍的項英，記住了四川是中國最理想的根據地，卻不知道史達林還講過國民黨人是中國革命的雅各賓黨人。
虔誠使領袖人物的個別結論變成普遍真理，但共產黨人的首要條件卻不是虔誠。
所以中國才出了個毛澤東。毛澤東當時堅決反對項英的意見，以「誘敵深入」粉碎了敵人「圍剿」，將贛南閩西變成了中國最好的根據地。
最好的根據地在李德到來之後，就不是那麼好了，一個挫折接著一個挫折。
第五次反「圍剿」的挫折之中，彭德懷最先提出脫離蘇區，外線作戰。
1933年10月23日至25日，彭德懷、滕代遠連續三次向軍委建議，改變戰略方針與作戰部署，主力離開敵人堡壘區向外線出擊，機動作戰，迫敵回援。
彭、滕提出外線作戰。是跳出封鎖線向蘇區東北的金溪、東鄉、貴溪、景德鎮挺進。不展開一幅地圖標出蘇區界限和進擊的地點方向，你就不會知道這個建議有多麼的大膽。
部隊有可能被敵人切斷不能返回蘇區，蘇區北部也可能失去主力掩護，建議被迅速否決。彭、滕仍然堅持，懇望軍委「以遠大眼光過細考慮」。10月27日，中革軍委以代主席項英的名義電告在前方指揮的朱德、周恩來：「軍委已決定了戰役問題，望轉告彭、滕，停止建議。」
一旦認定正確就不依不饒的彭德懷，11月7日與滕代遠聯名第四次提出建議，望軍委速將紅軍主力調往無堡壘地區機動作戰。否則與堡壘內之敵相峙，「如貓兒守著玻璃（缸）的魚，可望而不可得」。
彭、滕反覆建議的唯一結果，是滕代遠丟掉了三軍團政委的職務。
撤滕代遠職堵彭德懷嘴的博古、李德，廣昌戰鬥後也不得不開始考慮同一個問題了。
廣昌戰鬥之前，中央蘇區在軍事上已經陷入四面合圍。中革軍委當時就面臨三種抉擇：一、主力突圍；二、誘敵深入；三、短促突擊。
首倡短促突擊的李德從一系列失敗中，已經覺出情況不好。他突然轉向主張主力突圍。他提出以一、三軍團，或者五、九軍團脫離蘇區，插到敵人後方去擺脫堡壘，爭取大一些的空間，獲得作戰行動的自由，並說：「這個思想是我一個人在1934年3月底首先提出來的。」至於這個念頭在多大程度上受彭德懷、滕代遠5個月前就一再提出的外線出擊、機動作戰的啟發，以及彭、滕提出建議後受到李德本人多麼大的壓制和打擊，李德均諱莫如深。
討論結果，主力突圍的方案沒有通過。在蘇區內取勝的希望似還存在。毛澤東的誘敵深入方案也被否決。領土不戰而棄，並不能為阻擋敵人提供保證。
最後通過的，還是繼續運用短促突擊。
但損失沉重的廣昌戰鬥，已經使短促突擊的戰法徹底破產。
1934年4月底廣昌戰鬥徹底失利之後，中央書記處5月開會，決定突圍轉移。當時的書記處書記是四人：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代表「山溝里的馬列主義」的毛澤東不是書記，無法參加會議。決策在博、張、周、項四人中作出。對這個事關重大的會議的記錄一直很少。後來有人說撤出中央蘇區這個關係到黨和紅軍命運的重大決定未通過會議討論，這種說法是不確切的，應該說沒有在黨的政治局會議上討論。
5月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作出了戰略轉移的決定。四位書記都認識到了局面的嚴重。但除了急於擺脫眼前的困境以外，有幾人意識到這個決定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將影響深遠？
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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