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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存与自己祖宗所开创的王朝共存亡，因此，他们往往是一个王朝最顽固的守护群体。如果新生的更替势力想要取代这个王朝，逼迫的过紧，往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而通过二王三恪制度，给他们一个保障和退路，往往可以减少更替过程中的阻力与伤亡，减少新王朝建立的压力。
其次，通过对前朝后裔的善待，可以笼络遗老遗少，拉拢人心，利于统治秩序的恢复与重新建立。最后，彰显新王朝的正统地位。通过裂土封爵，将前朝具有号召力的亡国之君与宗室子弟置于新王朝的监控之下，有利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二王三恪制度实行的还是很不错的。
商汤灭夏，将作为亡国之君的夏桀流放在了南巢，而夏桀的周围保留着原来的近侍之臣，基本上维持了奴隶制社会时的贵族生活。周武王伐纣灭商，作为亡国之君的商纣王举火自焚。但如果按照二王三恪，纣王的下场很有可能是和夏桀一样的，这一点可以通过武王在纣王自焚后的叹息与分封纣王二子为诸侯，允许他们裂土封爵可以看出。就算是到了后世所谓的暴秦统一六国时，秦始皇也没有对六国原贵族进行屠杀，只不过对他们进行了迁徙与监视。
二王三恪制度施行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汉献帝与曹魏，曹魏与司马氏两次政权交接的过程中。汉献帝自即位后，汉家的天下便摇摇欲坠，等到曹丕显露出野心准备取而代之时，汉献帝刘协为了保全自己，配合曹丕完成了一场禅让的大戏，曹丕封这位汉家的亡国之君为山阳公，食邑万户。同时，山阳公位在诸侯王之上，享受着极其高的礼遇，如奏事不称臣，受诏不拜，封地里还可以奉汉朝的正朔，出行仪仗照如天子。这使得曹魏建立的过程中避免了大规模的流血，汉帝获得了全身而退；同时还表明了曹魏政权的正统性，一举多得，正好验证了上文所提到的二王三恪制度的好处。
等到四十五年后，曹魏国内的巨族司马家按照曹丕的剧本重新翻拍了一遍这出戏，曹魏政权禅让给了司马家。而曹魏的亡国之君曹奂被封为陈留王，奉魏祀，在其封国内可以奉魏正朔，仪仗照旧依天子。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汉朝的山阳国依然存在，也就是说，曹魏都灭亡了，而二王三恪礼下的山阳国依然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二王三恪下陈留王曹奂和他的陈留王国可以说是待遇最好的。晋惠帝太安元年（302年），陈留王曹奂在陈留封国得到善终，享年五十八岁，晋朝还专门给他上谥号为元皇帝，后人称之为“魏元帝”。国灭时还活着的亡国之君上帝谥，这在后世是万万不可想象的。而陈留王的封国在之后历经东晋和刘宋。由此可以看出，在东晋以前的中国古代政治史上，二王三恪下的诸多亡国之君们所享受的待遇和后世的杀戮是完全不同的。
由二王三恪下的善待到对前朝亡国之君大开杀戒的转变是何时开始的呢？
对亡国之君大开杀戒，开始于南朝宋武帝刘裕。刘裕代东晋而立，开创了刘宋，东晋的末代君主司马德文为了全身而退，十分配合的完成了禅让的仪式，同时，不等所谓的“三让礼”开始，就直接从皇宫搬了出去。刘裕虽然一开始按照规矩封了司马德文一个爵位，但最后还是派兵把司马德文杀害，并对司马氏痛下杀手，开了后世屠杀前朝末代君主与宗室的先河。
为何历史的进程到了刘宋这里，就不再按照二王三恪厚待前朝君主呢？究其原因，产生这种现象的核心，在于拥有皇权的家族和个人开始了转变。先秦以前，一直到东晋世族时代，政治实际上是一种“贵族政治”，参与者都是有传承的世家大族，政治的一个核心是“礼”，礼维护了最强大的家族，也是最高统治者的统治。同时，也让所有政治的参与者有要有风度，不能只顾着利益。礼要求皇权的争夺者们在血腥的竞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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